蒋  毅：教育工作者
楚一民：时事评论员
邬凤英：本报记者

　　现在大学生工作不好找，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大学生的最大恐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这需要广大毕业生尤其是家长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形势的前提下适度选择，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

　　此消息一出，顿时引来了如潮的议论。

大学生的成本与收益

　　记者：让大学生毕业后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这个要求有什么不对吗？

　　楚一民：从高等教育不断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向的长远角度来看，说“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当然并不算错，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入学率大众化的同时，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成本是否也足够大众化了？

　　显然，时下的大学收费是奢侈而非普通、精英而非大众化的，如果我们承认大学教育也是一种产品（公共产品），也要讲“成本—收益”的对称、平衡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谈“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无疑既不客观，也不厚道，高投入就需要高产出、高回报。

　　蒋毅：如此本色的定位堪称绝佳。至于培养成本高与普通劳动者似乎两者关联并不是很大，在人才市场上，企业高薪招聘高级钳工却未能如愿的事比比皆是，“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的感叹不绝于耳，由此可见，即便是普通劳动者，也同样可以体现其劳动价值所在。普通劳动者做的好，同样可以成功。将普通劳动者简单定义为低收入者显然是一种思维定势。如果作为劳动者都能获得与付出相等同的回报，那么，“大学生应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之说可成立。

　　记者：原本自我预期为白领的大学生，如果要向普通劳动者转型，会遇到些什么困难？

　　蒋毅：由于传统的“大学生毕业当国家干部、是白领，做技术工人是大材小用”的观念，在客观上妨碍了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而一些愿意向普通劳动者转型的大学生也往往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一是来自于家庭的不满，二是来自于社会的歧视，三是来自于自身价值的不认同。“内外交困”是当前大学生向普通劳动者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心理问题。

　　记者：问题是，我们现在对大学生的教育，包括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社会预期等，是否有利于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呢？

　　楚一民：确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不利因素。比如，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实际上秉承的仍是一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精英化路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大学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为社会接受，也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改变这种教育局面无疑刻不容缓，如将专业、课程设计与社会需求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再如，改变目前单一的以考试、分数为主要指标的评价体系，充分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在教学评价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蒋毅：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功利色彩，大多数的课程设置都是“有所为”的，目光短浅已经成为当前学校教育的通病，这也是造成大学生不甘“平庸”的原因之一。在整个教育设置与教育期待中要教会孩子起码的生存能力，而淡化时下学生心目中的功利色彩，在教育中应体现更多普通劳动者成功的例子，让他们更贴近学生教育。另外，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一定要有明确的规划，避免“一窝蜂”式的专业设置，造成大面积人才积压与少数专业人才缺少。

　　记者：“高不成低不就”，常常被人们用来指出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所在，这是根本原因吗？

　　蒋毅：就业心理预期高，好高而骛远，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依旧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没有与大的环境形成良性互动，而扩招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需求，导致就业形势难上加“难”！

　　楚一民：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下，这样的“根本原因”无疑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月仅拿不到千元的薪水，甚至“零工资就业”，还应聘者如云，这也叫“高”吗？接受这样的岗位，难道还不算“普通劳动者”吗？

　　在我看来，真正导致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无非两个方面：其一，大学的教育能力；其二，社会的就业环境——前者能力的孱弱，导致大学生有效供给的不足；后者环境的恶劣，造成对大学生有效需求的不足。而综合起来看，后者更是引发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

治标之策与治本之策

　　记者：政府呢，大学生走向普通劳动者岗位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政府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应该做些什么？

　　楚一民：要舒缓乃至根本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政府要做的是：在教育方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让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自主的办学主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作为行政部门附庸而存在，从而使大学真正有能力、有动力产生有效的人才供给；而在社会就业环境方面，政府的任务更是迫切，那就是，切实推动社会用人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扫清各种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分行业、地域地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化用人机制，确保社会内在的人才需求尽可能地转化为有效的人才需求。

　　蒋毅：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间，促进大学生正视普通劳动者岗位，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比如政府要及时准确地发布就业岗位信息，预测就业环境变化与就业趋势等，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信息指导和帮助。同时制定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政策。

　　记者：近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您怎样看待这个政策？其前景会怎样？

　　蒋毅：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其实从本质上是为了缓解大中城市大学生就业难与基层人才极度匮乏的一种调和剂，是一种双赢的政策。可以说政策本身是好的，但这个政策能否长期获得大学生的青睐，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对基层的整体投入，如果说大学生在基层能充分发挥起价值功能，但却无法获得等同的价值回报，那么基层人才流失现象必然会重新上演，而基层也仅仅成为大学生就业过渡期的跳板而已，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楚一民：孤立地从形式上看，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好办法，有其，但这是一个治标而非治本的办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在面对这一政策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学生普遍地不愿意基层就业呢？只是观念问题吗？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乃至城市与城市之间横亘着各种大量资源、权益上的巨大鸿沟、壁垒——如果我们不努力去着手消除这样一些制度性的鸿沟、壁垒，怎么能简单地要求让大学生改变“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基层一间房”之类的就业观念呢？

　　一句话，与其外在权宜性的“鼓励”，不如内在的制度性驱动，惟其如此，不仅大学生将不会畏于下基层，而且基层与上层之间就业、人才流动的隔阂，最终也将不会是问题。

　　记者：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措施，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

　　蒋毅：“扶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政策的确很好，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困难重重，从目前大学生的创业项目选择来看，技术含量较低，没有体现大学生的技术优势。在自主创业的过程，尤其是在经营领域、融资渠道和税收优惠等关系到大学生创业的关键问题上，创业的大学生们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扶持。

　　楚一民：我想，“自主创业”应该是一个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益思路——既实现了大学生自身的就业，也为社会的创新注入了活力，但是，这一思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就业难，我以为，仍然不容乐观。

　　所以由此判断，除了大学生自主创业，主观上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外——如经验能力、资金技术等等限制，根本还在于，要使“自主创业”成为普遍的可能，客观上的种种约束条件一如前面提到的社会就业环境的市场化不足，显然，既然就业环境能导致社会对大学生有效需求的不足，那么它同样也会导致对大学生创业需求的有效不足。

　　此外，常识也告诉我们，在一个正常的市场就业环境下，打工式的受雇佣而非当老板式的自主创业，才是就业的主要形式，因此，即便“自主创业”对于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作用值得期待，但我想，也不宜做过高估计，甚至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记者：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就业做什么样的努力？

　　蒋毅：目前大学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热衷于报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另一方面是学生基本训练和基本能力的极度低下。而事实上，这种困难，完全是结构性的，在外部力量自己无法改变的时候，大学生应更多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就业做好充足的准备，这中间既包括心理准备，也包括就业能力准备，职业技能准备，甚至包括酬劳预期的准备，我们需要大学生在就业时能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而不是好高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