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２００４年，就有教育专家保守估算，１０年来我国教育乱收费超过２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去年９月，发改委公布全国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蝉联首位；还是在去年，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开展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逾２１亿元；最近几年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教育年年名列前茅。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如此感叹：“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们看到，教育乱收费在国人的怨声载道中“高歌猛进”，甚至在有关部门的整治风暴中愈演愈烈，这种巨大的悖谬让人纳闷，这种巨大的反讽也让人悲凉。尚在１９９５年，国家教委就已着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２００３年３月，教育部部长周济更是怒斥：“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在这之后，教育“一费制”凌空出世，但是步履蹒跚、收效甚微。

    教育乱收费为何成了嗜血的蚂蟥而鞭之不去？张保庆的一番坦言可以给出答案：“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不妨再联系一下去年发生在阜阳的一件事。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制止教育乱收费，孰料教育部门反弹，而且受到上级部门的指责，最后他只得无奈请辞。谁是教育乱收费的主谋或合谋，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把板子完全打在某些地方政府身上有失偏颇，因为一些学校本身就充斥着利益冲动。试问，当某些高校胡乱花钱，甚至连“洗脚费”都要报销时；当某些高校人浮于事、“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时；当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领域成为高校腐败的三大“病灶”时；当某些学校沉迷于浮夸、大兴土木工程时；当某些高校把学府变为学店、一切都待价而沽时……这些学校已经惟利是图、由因材施教变为因“财”施教，他们自然需要处心积虑地巧立名目，狮子大张口般乱收费了。

    罗伯托·卡内罗说：“学校不能再成为使人类休戚相关的脆弱联系化为乌有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的一个简单组成部分。”如果维系在学校和学子之间的纽带仅是经济因素，这是对教育的巨大嘲弄；如果这种收费又是不公正的、属于明令禁止的教育乱收费，这更是对学子受教育权的剥夺，也是对贫寒子弟强加的落井下石之举。因为在教育致贫已成为国人共识的今天，任何额外的乱收费都不啻明火执仗地抢劫，都有可能成为压垮国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