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农民工： 十岁孩子在学校表现差劲　怒火中烧不慎将孩子打死

日前，北京郊区农民陶某站在了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他面色苍白，声音微弱。当公诉人向他出示儿子小陶死亡时的照片时，陶某哽咽着说：“我后悔啊，我想他出息，想他好，可我不应该打他，我对不起孩子，我错了。”

去年10月的一天，因为10岁的小陶不写作业，陶某就抄起了家伙，一直到累得打不动了才停下手来，致使儿子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那天，陶某回到家，见儿子正坐在电脑前打游戏。“功课做完了吗？”陶某问儿子。玩得入迷的小陶随口答道：“写完了。”在陶某的追问下，儿子才承认作业没写。陶某又想到上午老师向他反映小陶偷拿别人的东西，和同学打架等诸多劣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一把拽过小陶，脱掉他的裤子，按在床上，顺手抄起门旁边一个铝制的墩布杆，照着小陶的屁股和大腿上猛打下去。陶某的妻子正在家里做饭，听到孩子的哭喊声来劝阻，却被陶某呵斥着赶了出去。陶某打打停停，墩布杆打弯了，又抄起晾衣服的薄铁皮管子，继续打，一直到累得打不动了，才停下手来，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

儿子上床后不久，就开始大口喘气，一翻身栽下了床，接着就不省人事了。陶某赶忙将儿子送进医院，但已经太迟了。据医生介绍，从头到脚都遍布着青紫色淤血的小陶，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经鉴定：小陶系被条形钝器多次击打双上臂、双臀部、双大腿等部位，导致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据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白法官介绍，陶某今年34岁，是京郊怀柔的农民，后来进城做服装生意。小陶的生母在他一个多月大时，与陶某离了婚，从此杳无音信。小陶是陶某一个人拉扯长大的，由于小陶是家里“三代单传”的男孩，在他没上学之前，陶某和家人都非常疼爱他，用陶某的话说，“连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他”。后来陶某再婚，继母对小陶也不错。在家人的溺爱中，小陶自幼就很任性，自我约束能力很差。

陶某对小陶的期望很高，陶某在供述中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他便把全部希望都放在了小陶身上，为此，他在崇文区广渠门附近租了房子，给小陶转了学，想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小陶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学校经常向陶某反映，小陶不按时完成作业，与同学打架，偷拿别人的东西，班主任多次打电话给陶某，希望他能配合学校，对小陶加强教育。望子成龙的陶某先是劝说、教导小陶，发现说教无效后，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打骂。起初是用手打，后来用皮带打。据了解，小陶的老师经常看到小陶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到学校上课。

小陶被打死后，陶某说他“如同从梦中惊醒一般”。在看守所里，一想起儿子，他就痛不欲生，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

杭州一对农民工夫妇： 只因三岁孩子不肯认字一气之下失手打死孩子

郑博，一个3岁的孩子，只因为不肯识数认字，死在了父母的棍棒下。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孩子的父亲——河南来杭打工人员郑海现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儿子不肯认数字，父亲操起木棍就朝儿子的脑袋打

2005年12月24日晚，郑博的母亲秦某教3岁的儿子认数字“1、2、3、4、5”，但儿子读了一遍后，就无论如何不再开口。性急的秦某打了儿子两个耳光，又操起一根木棍，痛打儿子。

这一幕被刚好回家的郑海现看到，他制止了妻子的行为，表示由他来教育。但是，生性倔强的儿子仍不肯多念。脾气暴躁的郑海现顿时火起，也操起木棍朝儿子的脑袋打了两棍。孩子放声大哭，但父亲并没有停手，木棍相继落在了郑博的脸上、手上、屁股上。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当晚11时，郑博突然大声喘气，脸色也变得难看，父母连忙把儿子送到附近的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此时，郑博已死亡。

经鉴定，郑博是因头部遭打击，颅脑受损后引起呕吐，呕吐物堵塞呼吸道，引起窒息导致死亡。除了头部的致命伤，郑博四肢、臀部等部位多处受伤。

“之所以下这样的狠心，为的是不想让孩子过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在法庭上，郑海现后悔不已：“我们只是为了教他认字，他不肯，我们生气才打他。”“我们不是存心去伤害他……是教育他，多认点字，学聪明一点……做爸爸的教育他一下，并不是真的想打他……”，“之所以下这样的狠心，为的是不想让孩子过和自己一样的苦日子”。

郑海现夫妇都是河南淮滨人，均是30岁左右。郑海现只有初中文化，其妻只有小学文化。2002年5月，妻子生下了儿子郑博，2003年，他们舍下刚满周岁的儿子，从河南淮滨来到杭州萧山。在一切安排妥当后，二人就把儿子从老家接了出来。

夫妇二人每天推着车卖水果谋生。为节省开支，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只有10多平方米。据认识郑海现夫妇的邻居反映，二人都是地道、本分的农民，但他们经常用棍棒“教育”孩子，而且下手较重。

“跟所有打工的人一样，我们想多赚点钱，让日子好过些。”郑海现说，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吃了不少苦，所以就想让孩子能聪明一点，将来日子好一点。“我们真没有想把他打死。打孩子，是为了让他将来比我强啊！”

警方的调查表明，二人并不是真的想致亲生儿子于死地，教育方法不当是酿成这一惨剧的直接原因。公诉人也认为，郑海现是“出于教育孩子的良好初衷，酿成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一位办案民警说，每次提审，这对夫妻都是追悔莫及，尤其是母亲，每次提审都痛哭不已，念叨是自己“教育方法不对”。

农民工正成为“棍棒教育”的高危群体

浙江省青年研究会会长王曙光认为，看起来这只是极端的个例，但却有普遍性，体现了农民工改变孩子命运的迫切心情。“与普通市民相比，他们希望孩子成才的心情更为迫切。”

“农民工正在成为‘棍棒教育’的高危群体，”王曙光说，农民工大部分来自偏远贫穷的地区，城市与家乡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农民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但是，由于读书少，文化素质不高，农民工往往不懂得教育子女的方法，他们基本采取强压式方法，要求孩子完全服从父母意志，稍有偏差，便打骂相加。

王曙光说，农民工多数是很疼爱孩子的，对孩子的期望很高，迫切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但在城市生活中，农民工是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情形时有发生，生活及工作中的不如意，在他们心中造成巨大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容易把压力转移到无辜的孩子头上。一旦控制失当，就造成惨痛的后果。

农民工子女教育压力大

“我打得手都麻了，忽然缩在地上的儿子不哭叫了，开始抽起来，我吓坏了，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是羊角风，住院治疗花了四五千元。我心里那个悔啊，以后再没打过儿子。”在北京谋生的农民工张占军，说起几年前儿子逃学游泳，自己一气之下暴打儿子的事，仍感到后悔。

张占军说，儿子学习成绩不算好，但因体育特长被老师推荐到北京某中学田径俱乐部读高中，这让操劳半生的张占军隐约看到了日后的希望。但如今，儿子每年要交纳8000元体育训练费，一年下来包括学费等需要一万七八千元，而张占军夫妇靠种植大棚蔬菜，每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万元，他们还有个刚读一年级的女儿。为保证儿子的学费，张占军夫妇省吃俭用，每年过年都不舍得买件新衣服。“为了让儿子能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我们再苦再累也愿意，心里有个盼头。”

北京行知实验学校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说，进城打工的农民把孩子带到身边接受城市的教育，要付出很大代价，生存压力是他们最重的负担。同时，他们对孩子寄予很高期望，因为他们觉得，除非孩子能考上大学，否则改变命运的希望很渺茫。

一次放学后，易本耀碰见一个五年级学生哭着跑回教室，说来取作业本给爸爸看。原来，这名学生的父亲见儿子放学回家不写作业，就狠狠地训斥他，儿子说在学校已经写完了，但父亲不但不信，还动手打儿子，非让儿子回学校把作业本拿回来给他看不可，妈妈也因儿子“贪玩”气得抹眼泪。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没什么文化，但是在外面打工出苦力的他们，都深深体会到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也让他们更深切地期望孩子有出息，将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新世纪学校的赵老师说。他接触过一些非常关心孩子学习的家长，他们尽管要起早贪黑摆摊做小生意，但每天还要千方百计抽出时间，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并经常向老师询问孩子的考试成绩，表示老师“只要把娃子成绩搞上去，您做老师的怎么打骂教训都成”。

张先生的儿子在育英学校读五年级，张先生说，他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文盲”亏，所以强烈希望儿子以后能考上大学。因此，他带全家来北京后，决定自己在外面拼命挣钱，让高中毕业的妻子留在家辅导儿子学习。都是急脾气的夫妻俩，前几天将“不听话”的儿子狠狠打了一顿。原来，他们发现儿子不知什么时候学会跟父母顶嘴了。事后，张先生也觉得不该用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但是他“一想起儿子不听话不争气的事就忍不住要打”。

政府应为贫弱者提供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

“许多农民工有很强的自卑感，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很小，通常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说。

不少专家提到，农民工望子成龙的愿望尤为强烈，反映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不畅通。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很多规则没有建立，获取财富有很多办法和渠道。而现在社会已经定型，不接受教育，就不可能改变生存状态。

李春玲分析，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农民流动自由度增加了，但提干、受教育机会却少了。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渠道不畅通也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陆学艺举例，户口虽然在一些省份已经放开，但实际操作中仍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规定，报考公务员等岗位必须拥有城市户口，从而给农民自由向上层流动制造了障碍。200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曾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文中指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

吴忠民表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不畅通还表现在：占据高位的人会给位置低的人制造障碍。一些既得利益群体，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利益。如一些机关单位招人，要有人际关系才能进去。相比较而言，受教育这一渠道公平性较大。

如何疏通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不通畅？李春玲说，政府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充分解决好就业、教育和社会再分配问题，为贫弱者创造和提供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渠道。在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很重视给底层民众提供发展机会，通常由政府投入资金，非政府组织负责实际运作，给底层民众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机会等。尤其在教育公平方面，政府对弱势群体有政策倾斜，比如考大学时，给社会底层民众一定比例。

“如果让底层民众觉得没有任何希望、没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去犯罪、会仇富、会制造社会不稳定。”李春玲说。

“最基本的是要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吴忠民说，要让社会底层民众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