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举国重视教育、力倡科教兴国的大环境下，《贵州教育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系列的专著，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教育专史。本书由我省教育界资深专家学者编撰，历时10年，经三届贵州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人接力主持完成。它的出版，不仅为中国教育史增添了一部有特色的边远民族区域教育史，而且通过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规律，让人了解贵州从古至今社会发展状况与教育兴衰的密切关联。它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提高全社会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更好贯彻科教兴黔战略，推进21世纪贵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史鉴意义。
地方教育史是地域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域社会发展总体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域。《贵州教育史》虽然写的是一个省的教育专史，但却有全局眼光与历史整体感。纵观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凡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教育就有好的发展态势;反之，教育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本书把教育的发展，放在贵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写，既写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又写教育对贵州社会发展的贡献。对教育史上的大事和人物，既写出事件发生和人物产生的历史条件，又写出这些事件和人物当时和长远的作用和影响。如写明代教育，主要写明初中央朝廷开拓贵州后，把兴办教育作为巩固西南边疆、推进中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措施;写清代教育，主要写几次大战乱之后，把兴办教育作为调整缓和民族矛盾的重大举措而加以重视;写民国时期的教育，既用丰富的史料写出地方军伐混战对贵州教育的负面影响，又写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对教育比较重视，大批敌后学校内迁，贵州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既写社会主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也写了在“左”的路线下，尤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总之，对各个时期的教育事业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都依据大量经过甄别真伪的史料，放在宏观层面与历史纵深角度，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读《贵州教育史》，有益于今人与后人加深对贵州省情的全面认识，有利于从全局高度增强对教育战略意义的了解。
本书注意正确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做到略同详异，突出贵州的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贵州教育史研究是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贵州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但自有学校教育以来，使用的是汉文、汉字和汉字编写的教材，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都是按不同时期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定执行，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全国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贵州是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较晚，直到明代建省后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即使是建省后，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教育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特色。《贵州教育史》根据贵州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认真探索贵州教育的特殊规律，对具有全国共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政策等仅作为大背景适当叙述，着重写本省特殊历史背景下，教育发生、发展的情况，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特殊政策、特殊作法，进一步探索其特殊规律，突出贵州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既有别于《中国教育史》，也有别于其他省、市和自治区的教育史。比如，本书突破全国统一的，按五个社会形态分期的作法，根据贵州教育发展的实际设置章节。古代教育部分没有写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教育，而将远古至元代作为第一章，称之为“原始形态的教育”，明代起按朝代分章。近代教育部分，一般都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但贵州当时实际上并无近代教育出现，因此以1894年严修改革学古书院作为贵州近代教育出现的标志。民国时期的教育，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学校和国立学校对贵州教育的贡献和影响十分巨大，故本书专设一章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迁学校和国立学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书重视写好民族教育，突出民族特色。元代以前贵州居民基本上是少数民族。明清两代，少数民族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十之八九。直至当代，少数民族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民族教育”这个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出现的，但民族教育则是自古有之。在学校教育产生以前，贵州少数民族的先民就以口耳相传，行为模仿的方法，传授生产生活经验。贵州各族人民中口头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些精神产品就是各族人民进行教育的教材。《贵州教育史》广泛搜集在各族人民中间流传的民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美术、民间体育、民间医药等，将它们作为古代民族教育的内容，同时又研究这些精神产品是如何通过教育世代相传下来的，使“原始教育形态”这一章显得丰富多彩。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将发展民族教育作为巩固对贵州统治的重要措施之一，采取许多特殊政策发展民族教育，如明代的司学、清代的义学，科举考试增加少数民族录取名额等。民族教育的发展，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曾在贵州办过10所省立边疆小学和一所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在我国著名的乡村教育家黄质夫领导下，民族特色十分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贵州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经费补助、学校建设、师资配备、招生录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扶持民族教育，并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对民族教育的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使民族教育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50余年的努力，已建立起包括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师范学校、民族高等学校的民族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少数民族已达到或超过全省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所占的比例。民族教育的发展，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贵州教育的鲜明特色，在本书中都有充分展开与评价。
本书编者对历史文献，前人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搜集，精心研究，掌握了大量史料，弥补了贵州教育史研究的许多空白，纠正了不少谬误。据贵州教育史研究课题组介绍，如《贵州省志·教育志》1990年出版时，搜集到进士名录共有文科进士739名，文举人6000余人，由此形成了“6000举人，700进士”的说法。这次将进士名录收入本书，补充了部分资料，文进士达796名。加上武进士141名，文武进士共达937人，文武举人共达7700余人。贵州历代志书中，均未收入完整的进士名录，《贵州教育史》收入的进士名录，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作为附录入书，弥足珍贵。在全国其他省区教育史中，也无先例。又如:关于明代官学的记载，过去的史书几乎都认定贵州建省前仅有官学3所，《贵州志·教育志》记载为8所，经进一步发掘，本书确认贵州建省前所建的官学共有16所。又如对清代书院的记载，因为清初曾有“不准别创书院，空谈废业”的规定，许多学者根据全国的一般情况，断定清初贵州没有书院。事实上全国书院被禁时贵州书院仍有较大发展，从清军进入贵州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下令在全国兴办书院，贵州已建书院50多所。元代以前及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历代志书均无系统的记载，《贵州教育史》挖掘了大量资料，填补了这两段时间的空白。本书还列专门章节，叙述历史上对发展贵州教育卓有贡献的人物。一是终生从事教育的本省籍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如贵州教育的先驱尹珍，明代的孙应鳌、清代的莫与俦、民国时期的黄干夫、黄齐生、凌秋鄂、贾功台等;二是对贵州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官员和教育行政长官，如明代的毛科、席书，清代的程恩泽、贺长龄、洪亮吉、李端、林绍年，民国时期的周恭寿、吴鼎昌等;三是外省籍对贵州教育有突出贡献的教育家，如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严修、民国时期的竺可桢、茅以升等。对上述人物，不惜以较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地加以记述，并给以很高评价。特别是其中客籍教育家的事迹说明:贵州这样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必须引进人才，转变观念。明代，清末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贵州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这三个时期贵州的教育发展较好，上述人物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外省籍精英起了重要作用。历史经验证明，发展贵州教育，必须坚持开放理念，只有大开放，才会带来贵州教育的大变化，也才能促进本土人才的大发展。
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敢于突破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禁区，实事求是地记述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人物，无论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对贵州教育作出过贡献，都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对贵州土司子弟的培养有过多次讲话和“御批”，《贵州教育史》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并指出:“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对当时还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土司子弟教育这么重视，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又如清末民初，贵州有民主革命派和宪政派之争，贵州史学界对两派的评价尚存分歧。但两派对贵州教育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贵州教育史》对两派的教育活动都作了记述，对有争议的代表人物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又如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里在贵州威宁的石门坎创办的“光华学校”，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贵州教育史》对它进行了重新评价，充分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了柏格里个人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教育，最后客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献身精神。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许多军事院校迁到贵州，因为它们是为国民党军队培养统治人才的，过去的史书中很少记载。《贵州教育史》专列一节，逐校作了记述，肯定它们培养的人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对贵州教育的影响。
作为非从事教育专业的普通读者，我为贵州有了一部比较成功的教育史而祝贺，更感到它不仅对教育界有重大价值，同时也对一切关心和致力于贵州发展的广大干部有资政功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教育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在这好的形势下，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作为治黔、兴黔的有益史鉴，受到教育界以及各界更广泛读者的重视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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