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学，先过英语关
新东方英语培训人满为患
上海高中生升学的选择开始多元化
950万，这是2006年高考报名人数；530万，这是2006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人数；260万，这是2006年全国本科计划招生人数——和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相比，进入香港地区和国外大学就读的高中生，是个极小的数字。
这个小小的数字过去没有、现在也无从改变中国大学教育的格局。但多年以后，它引发的反响将变得深远。
从幼童留美到“文革”后的留学潮流，中国学生接受以欧美为主体的高等教育，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在WTO体系下，越来越变成全球化的过程。资本和智慧全球流动的时代，相对封闭的中国大学，给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最优秀的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产品？和香港与国外的高校相比，它们有何吸引力？
与这些问题相比，我们呈现的这些年轻人不一样的高考故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一个上海学生的“美国高考”
高分通过SAT考试意味着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美国的知名大学，他所要做的就是从两所愿意录取他的大学中选择一所，然后耐心等待美国方面的答复。这期间，凯凯还一边准备着国内的高考，但这似乎已经纯粹是一种体验式的动机了。撰稿／梅璎迪 杨 江(记者)
6月7日上午9点，当分布在上海151个考点的11万余名考生开始答题，整个城市的主题正式进入高考时，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三毕业生凯凯却轻松地以“看官”的心态注视着这场竞逐。
如果不是与记者有约，这个身材瘦削、身高接近一米八的帅气男孩这一天的活动安排将是丰富多彩的：早晨8点30分，给即将奔赴考场的同窗好友送去温馨的祝福，然后窝在家里欣赏正宗美式英语的好莱坞大片，接着还可以继续编写他自己研发的股票预测程序。
这个18岁的大男孩稚气未脱，他对电脑的兴趣远大于对股票冷暖的关心，大多数人束手无策的电脑程序编制在他眼里却俨然成为一个个手到擒来的玩具。
还在初中的时候，凯凯对电脑就表现出了近乎与生俱来的灵气，在母亲的办公室，他有些不解地看着职员们兴致勃勃地玩着一种名字测算缘分的游戏，“这么简单的游戏有什么好兴奋的？！”接着即在母亲同事们的目瞪口呆中很快设计出了一套不差毫厘的游戏。
凯凯说，在他这天的计划中，中午12点将到物业公司领一份盒饭填饱肚子，然后约好友踢足球、游泳。
这个6月最重要的三天，大多数考生神色凝重，凯凯却是一脸的阳光，属于他的高考，一场美国式高考，早在半年前就已尘埃落定，很快他将踏进美国Wabash大学的大门。
美式高考
一年半前即将踏进毕业班的凯凯，与身边的同学一样，对未来的高考渐生迷茫与紧张，他甚至已经开始按照通常的备考模式提前做起毕业班的准备。那时候，凯凯并不知道自己即将与国内高考渐行渐远，并最终踏上美国式高考之路，两种不同的模式，却是相似的焦虑。
2005年4月底，高二下学期即将过半，凯凯担当主力的华师大二附中“机器人”小组，在FLL国际机器人大赛中一路过关斩将，以中国赛区冠军的身份前往美国征战最后的总决赛。就是这次小小的旅行，让他捕捉到了美国高考的第一缕阳光。
在美期间，凯凯认识了一名在当地就学的华人大学生，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凯凯得知，这位新识的好友一年前从重庆跑去香港参加了一个名叫“SAT”的考试，接着漂洋过海，成了一名美国的大学生。
“美国也有高考？”凯凯心里怦然一动，“为何不到美国念本科？！”他开始观察这个国家光鲜外表背后的深邃人文，逐步喜欢上漫步在佐治亚理工大学校园的感觉。
当这些苗头在他脑中最终形成时，凯凯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因为出色的理科成绩，他一直被老师看好“是一块国内名牌大学的料子”。凯凯于是一边在美国搜集各类大学的情况，一边征询远在上海的父母的意见，当母亲在电话里得知他的取舍时，短暂的惊讶后是与他一样的兴奋。
凯凯的心里其实更多的是忐忑，美国高考之路对他而言相当陌生，更重要的是，准备SAT考试将严重耽误他在国内的高考复习，如果美国之路最终搁浅，他将很可能同时面临国内国外两种高考的双重受挫。
“申请美国高校的截止日期大多在每年的12月底。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走不通美国高考之路，我还剩有6个月的时间准备中国高考。”凯凯决定放手一搏。
回国后，凯凯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SAT之路到底该怎么走。他获悉有个网站专门提供这类信息，于是迫不及待地搜索着他想要的答案。但大量闻所未闻的英文名称缩写让他有种信息爆炸的迷茫。
凯凯有些摸不着方向，幸好，一个当年被美国高校录取的朋友适时出现，不仅给他讲述了自己参加美国高考的一路历程，还给他带来了各种SAT考试备考资料。风向标清晰起来后，凯凯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
2005年的五一黄金周，当同学们在书城选购高考复习资料时，凯凯却在悄悄地准备SAT2的考试。SAT考试分SAT1与SAT2两部分，考生可以自由选择先后次序，凯凯先选择了SAT2，这是一项专项测验，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这对本就擅长理科的凯凯而言不是难题。
他将复习的重点放在化学元素的英语写法上，5月中旬，在香港进行的这次考试果然相当顺利，25分钟的数学考试，凯凯只用了七八分钟就将他眼中这些近乎“小儿科”的题目解答完毕。
初战告捷，凯凯信心倍增。但他并不知道接下来的备考经历将是更多的波折。
SAT之友
赶回上海参加完学校的期末考试后就是暑假，凯凯的精力全部转移到SAT1考试上来。就在此时，几个在香港一同参加SAT2考试的上海考生给凯凯打来电话，说在浦东租了间房子，大家可以住在一起共同复习。
第二天，七个孩子就搬到一起，组成了SAT备考团，五男二女，几乎都是来自上海几所重点中学的尖子生，有人甚至已经被北大录取。
SAT考试当时在上海还鲜有耳闻，相关信息比较缺乏，由于申请美国高校不仅需要考试成绩，了解每所高校的喜好写出合乎口味的申请信也成为相当重要的一环，于是，凯凯他们列出了美国排名靠前的50所名校的名单，大家分工搜集相关信息，然后互相介绍这些学校的特点。
小屋的日子，是一段完全独立的封闭生活，暑假的那一个多月，他们吃穿住行形影不离。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管，大家自己动手做饭，换下的脏衣服堆在角落任其发馊，生物钟也完全颠倒，白天睡觉晚上复习。
凯凯说，那时候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同屋一个曾在托福考试中拿下作文满分的男孩，总是毫不吝啬地向大家介绍写作要点。
在搜索备考信息的过程中，凯凯也认识了更多的SAT考生，“要进美国的文理学院难如登天，每年在中国招收的人数都是极少！我从SAT考生圈子得到了许多重要的信息，有一天下午，一个SAT考生在MSN上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在北京有个美国文理学院的面试，正好有一个同学临时退出，空出了最后一个名额。”
“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个机会，来不及多犹豫，甚至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背上书包就直接冲向火车站。买了当天晚上去北京的火车票。”面试安排在上午8点，凯凯一下火车就跳上出租车往面试所在的商务楼赶，因为事先没有得到具体的面试地点，他在商务楼里上下找了半个多小时，才在大堂的沙发上找到了美国学校的面试官。
那是凯凯的的第一次面试，面试进行得出奇轻松，话题无外乎他有什么爱好、怎么平衡学习与爱好之间的关系等等，反正凯凯在在火车上对面试所做的大部分准备都没用上。
面试之后的录取答复迟迟没有音信，但这次赴京，他找到了SAT全国考生的大部队，也搜集到了更多的SAT信息，心中不再那般七上八下。
一路坎坷
新学期开始了，班主任是最早知道凯凯在做出国准备的校方人员，要备考SAT必定会牺牲国内高考的复习时间，经常请假就必须取得老师的支持，凯凯在作出备考SAT决定后不久就知会了班主任。
幸运的是，这取得了校方的理解，每年，上海都有这样的学生放弃国内高考转而备考SAT虽然，这个数字只是凤毛麟角，凯凯也仅是班级的唯一特例。
和SAT2不同的是，SAT1主要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包括阅读、写作等，需要具备大量的词汇基础。没有现成的SAT1考试复习资料，凯凯就去买了各种外语“红宝书”，背GRE单词，“8000多个词汇量，我就照着单词表上排列的顺序，找到单词间的互相关联群体记背，开始几天比较难，到后来每天背诵的速度都在加快，最多一天就背了1500个单词。”
但凯凯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口，当第二天他再复习前一天背下的单词时，发现这些单词一旦脱离了关联性的词组又会重新变得陌生。
凯凯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脑程序，他把GRE单词表原来的排列顺序全部打乱，用猜单词式的小游戏开始新一轮的记背。改变了策略后凯凯以为能记得更多，但拿出SAT题目一看，依然满眼陌生的单词，简直就像天书。
8月3日，有点沮丧的凯凯报名参加了新东方托福提高班。在入学测试中，他的语法获得满分，于是便把语法课纳进自己的免修课表中。8月20日就是正式的托福考试。之前一天，提高班的学生进行了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练习，考卷是2004年10月的托福真题。凯凯考出了600分的“超低成绩”，离他的最低心理线远差20分。
“我一下子泄了气。回家后，又拿出练习题做，但疯狂出错。晚饭后我躺在床上无法平静，折腾到半夜再也躺不住了，拿出复习资料，疯狂地背单词、做题目，但结果依然是那样糟糕。这样折腾到凌晨4点，我才在疲惫不堪中沉沉睡去。”
3个小时后，凯凯从梦魇中醒来，洗脸刷牙，然后把准考证、笔一把塞进包里，又从冰箱里拿了罐红牛饮料几口灌下，直奔华师大考场。
因为几乎是一夜未眠，凯凯的状态很不佳，走出考场时脸色惨白。来不及多想托福考试的结果，凯凯又开始投入到SAT1考试的准备中。
一个半月后，凯凯第二次踏上了去香港的旅程，在这个他并不陌生的城市，SAT1考试的这3小时45分钟比他此前十几年经历的任何3小时45分钟都显得至关重要。能否顺利考进美国的大学，将在这几个小时内决定。
SAT1满分是2400分，同行一名很有实力的同学貌似谦虚地一句：“只要考出2200分我就很知足了”，这让凯凯更是心头一紧。
凯凯几乎是在极度的焦虑与紧张中完成了考试，最先进行的写作测试刚开始就偏了题，并且随着25分钟限制时间的迫近，越发文不对题，以致最后交卷时，卷面仍未完成。接下来的阅读部分，大量隐藏在段落中的陌生单词，80多行的长篇累牍，让凯凯近乎窒息。
结果又如凯凯所预料，SAT1的成绩不足以让他申请到任何美国的名校。回到上海后不久，托福考试的成绩也下来了，凯凯只拿到603分。
凯凯说他当时快绝望了，“我疲于奔命，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托福分数高到恰巧足够为自己申请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希望SAT考试的成绩不至于低到无法向美国高校递交申请。但是都失败了！”
中国高考与美国SAT的抉择
此时的凯凯确切地说是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尴尬，他是一名SAT考生，却更是一名普通的上海高中毕业生，备考SAT期间，也正是高三最紧张的复习阶段。时间向2006年6月7日一天天逼近，班上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凯凯也越来越体会到他在两种高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挑战SAT屡屡失败，我是不是该放弃，重新回到国内高考的轨道？”有一阵子，凯凯总在琢磨这个问题。
2005年11月，就在凯凯从香港考试回来后不久，华师大二附中安排了高考模拟考，12月份的月考也开始进行，紧张的气氛一天天凝重起来。但凯凯备考SAT的努力只会在每次学校考试来临的前一天才会稍稍放缓。
“往往是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我才拿起课本看一看。但我的复习方法和同学们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在不间断地系统复习，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握课本大致的内容，题海根本不会去钻，也没有时间去钻了。”
在学校的模拟高考中，凯凯唯一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的课程就是英语了，经过高难度SAT考题的磨炼，凯凯的英语成绩总是很轻松地就能拿下130多分，始终保持着年级的前十名。
早在高三前，因为参加机器人竞赛，凯凯落课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现在为备考SAT，凯凯更得放弃学校的正常学习。
“对我的习惯性落课，同学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好朋友当然知道我是为了出国，一般的同学也肯定有所耳闻，大家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并没有让我感觉到自己被隔离、被疏远。”
每次当凯凯即将赴港赶考或是准备全身心SAT复习时，他就会向班主任请假。“老师很支持，总是很宽容地默许了我的缺席。到后期我在准备申请材料需要学校提供证明时，班主任甚至亲自为我上下跑腿，替我打理。呵呵，不过作为回报，我答应在复习闲暇时，替班级出黑板报。”
凯凯的母亲一直都很支持儿子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事实上，在沪港间来回穿梭，没有父母的经济支持，凯凯也无法实现。不过，在凯凯接连遭遇失败打击后，她也和儿子一样也有过“害怕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担忧。
母子长谈后，决定继续搏击SAT，这意味着凯凯无路可退。当凯凯决定再考托福时，华东师大的报名已经满了，凯凯再去打听交通大学的报名点，“那时领表已经结束了，还有两天能接受现场报名。挂了电话，妈妈赶紧开车送我去报名。”
凯凯终于第二次走进托福考场。这一次的考场较第一次安静，每个考生都有一间小格子，不受干扰。凯凯看到试卷就兴奋起来，轻松完成了所有题目。
“我知道，之前准备SAT1考试中，大量艰涩难懂的英文已经让我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功力。”但考试结束仅仅几个小时，凯凯的心情再次阴霾起来。
有同学找他对答案：第一道，不对；第二道，不对；第三道，还是错。凯凯急了，拿出书凌乱地翻查，脑子一片空白。
凯凯结识了一圈像他这样的SAT内地考生朋友，大家平时经常交流学习经验与信息，他说，这样的情绪波动，每一个考生几乎都经历过。
凯凯的努力终究没有付诸东流，那次托福考试他其实就错了那三道，拿下了660的高分。12月3日，屡败屡战的凯凯再一次去香港参加SAT1的考试，这一回他的成绩接近2200分。
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焦虑与矛盾纠缠后，凯凯终于可以长嘘一口，痛快地睡上一觉。
不一样的人生
2006年春节，凯凯过得非常舒心，高分通过SAT考试意味着他一只脚已经踏进美国的知名大学，他所要做的就是从两所愿意录取他的大学中选择一所，然后耐心等待美国方面的答复。
这期间，凯凯还一边准备着国内的高考，但这似乎已经纯粹是一种体验式的动机了，“即便因为备考SAT耽误了一年时间，我在全校还是排名前60，即便我参加国内的高考也一定能进上海的名牌大学。当初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多余的。”
2006年4月，凯凯接到了美国Wabash大学的每年3万美元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书，这是综合专业排名位列17名的一所文理大学。
这也宣布了中国式高考与凯凯再无关联，在2006年高考步步逼近的这段日子，凯凯除了一边准备他的美国之行外还一直注视着昔日的同窗为高考埋头苦干，他既轻松又感慨。
他每天继续去学校，但是他这个另一体制内的成功者甚至故意减少与同学的联系，以免打扰人家的复习，他每天就是帮班级出黑板报，帮同学搜集高考资料，事实上，从当初在美国初次接触SAT的那一天起，他就渐渐远离了原先的同学圈子。
高考轨道的再选择，让凯凯进入了另一个圈子，当初同一屋檐下一起摸索SAT考试之路的经历，让这群上海顶尖学生间的火药竞争转成互相支撑的双赢局面。
同样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的扬扬，就是凯凯一路行来的挚友，2006年3月，扬扬也接到了美国两所大学的面试邀请书，让他尽快赶到美国参加当地面试，来回费用由校方承担。
捧着通知书的扬扬在短暂的兴奋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来不及赶在面试日期前按常规路线办理赴美签证，面试的申请材料也都还没有准备齐全。
第二天，扬扬给领馆写去加急信。在信中，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面试的机会对他实在太难得了，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学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也不想让美国的大学因此留下遗憾。
也许是天道酬勤。每个月领馆工作人员总会在一堆加急信中抽出2封，扬扬的信件幸运入选，签证问题迎刃而解，但很快扬扬又开始为他的面试材料担心起来。
“每个能去美国面试的学生都是学校在全球范围内千挑万选选出的，都非常出色，要想打动学校除非你有特别的东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扬扬把制作一本个人宣传册的想法告诉了凯凯，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拿来美国大学的宣传册，从仿造开始，小成本大制作。“那天晚上9点，凯凯到我住的小屋帮我制作个人宣传册。我拿出之前整理好的一沓个人资料，凯凯依照我的兴趣爱好、性格习惯、志愿理想，分类排版，5个小时里不停歇忙着制作，第二天凌晨，一本 12页彩色个人宣传册就完整出现在我们面前。”
“无论是美国式高考还是中国式高考，对我而言都不过是一个起点。”这个上身白色短袖T恤、下穿一条牛仔裤的男孩凯凯，面露笑容。
他的手上是一本美国历史。
小能人自助留学路径
从搜集信息到考试、写文章、面试、签证，孔令兹自助实现了自己的美国留学梦。撰稿/黄 祺(记者)
小能人的大计划
2005年，作为《上海学生英文报》的学生小记者，孔令兹采访过“哈佛女孩” 汤玫捷，看到这位复旦附中的女孩收到美国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孔令兹只有羡慕，她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自己也和“哈佛女孩”一样，将要实现自己的留学梦。
复兴高级中学的毕业考试安排在3月底，孔令兹的假期事实上从考完毕业考试起，就开始了。接下来的三个月，同班同学进入了最艰苦的高考备战阶段，孔令兹却是唯一不用再去上学的人。游泳、看书，一边忙活签证的手续，然后等待获得去往美国的通行证，就是孔令兹高三最后阶段的全部生活。
6月8日高考最后一天，孔令兹的同学们可能刚从考场出来长舒一口气，然后忧心忡忡地等待结果。孔令兹此时坐在麦当劳里和记者谈她的留学故事，她的放松来得更加彻底，因为前一天办好签证，她的美国之行，笃定要实现了。孔令兹考取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她将在工程学院完成本科学业。
在记者的想象中，18岁的高中女生，谈吐不应该有这样沉着和老练，面前的孔令兹，很自然地回答问题，然后尽可能详细地介绍她获得出国留学机会的过程，既不刻意表现，也不矜持拘谨，心智的成熟程度，大概要超过她的年龄。
“高一的时候，我开始有出国的念头。”2001年，孔令兹还在上初中，复兴高级中学一名高中女生考取了哈佛大学，师姐来给他们这些初中生做讲座，谈经验，一个出国梦的种子，在孔令兹的脑子里悄悄萌芽，到了高一，她开始正式谋划她的出国方案。
“我去问校长要来这位师姐的EMAIL地址，然后和她通信，了解她在美国的情况。”长期与师姐交流，孔令兹对出国留学需要的准备，已经略知一二，要通过哪些考试，要准备哪些材料，孔令兹心中有了数。
高一的暑假，孔令兹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她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英语一直是强项之一，初中、高中，孔令兹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都能排在班级第一、第二名，托福考试并没有让她感觉太困难，2004年底，她考出633分，一般来说，620分以上已经算托福好成绩，孔令兹的托福成绩已经有资格申请比较好的美国学校了。
高二下学期，孔令兹开始准备应考“SATⅠ”和“SATⅡ”。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由“教育考试服务处”即ETS主持的“学术水平测验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即SAT赛达被多数大学用来作为衡量不同地区、不同高中学生水平的标准。“SATⅠ”包括数学、英语，“SATⅡ”则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外语等单科考试。孔令兹说，与国内高中学习的知识相比，“SAT”考试的知识涉及非常广泛，有的是国内大学本科学习的内容，再加上必须用英文回答，语言障碍增加了难度，所以必须经过培训，或者针对性地练习，才能通过考试。
“数学、物理、化学专门准备了一个月。”孔令兹在高二下学期集中应对“SAT”，但因为考试时间与学校的期中考试冲突，第一次“SATⅠ”没能通过。内地没有“SAT”考场，所有内地学生必须到香港参加考试，孔令兹一共跑了三趟香港，终于通过了两门考试。
托福和SAT过关，意味着拿到了最基本的通行证，两个考试的成绩还决定孔令兹能够选择哪些学校，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名校，是全世界学生向往的地方，理所当然的是，好学校竞争激烈，优异的考试成绩，是最简单衡量学生水平的标准，考个高分，就拥有了一定的优势。
能力PK
但考试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就是申请国外学校与参加国内高考的区别，孔令兹必须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证明自己达到了这些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接下来，孔令兹需要提供一系列材料，告诉她申请的学校，她不仅成绩优秀，而且还是一个“小能人”。
2005年高二暑假的美国之行，为她之后准备材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暑假，孔令兹报名参加了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组织的交流活动，花费3000美元，她有三星期的时间居住在美国的寄宿家庭，近距离接触美国生活和她向往已久的著名高校。
培训机构安排的英语课程，对于孔令兹来说有些浅显，所以，她决定“溜号”，去她喜欢的学校转转。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孔令兹自己也猜不到，自己的梦是否能实现，如果实现，自己的梦将落在那一所大学。孔令兹还专门到纽约与书信往来多年的师姐见面，她不放过任何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个她将来可能生活的国家。
“那儿的麦当劳真难吃，比上海的难吃多了。”对于孔令兹来说，新的生活充满了新奇。
美国之行的收获是，寄宿家庭的男主人为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她从美国买回来的短文参考书，给她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这些都是美国高校非常看重的学生材料。
“学校要求提供的文章可以在六个题目中选择，比如‘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人’‘你参加的最重要的活动’‘你最喜欢的书’等等。”孔令兹说，参考书上，美国当地学生写的文章词汇很漂亮，她也模仿了他们的写法，前后共写了20篇文章，每一篇她都让美国寄宿家庭的男主人帮她修改，这让她获益匪浅。
孔令兹向学校提交的两篇文章，一篇写的是在美国3星期的经历，另一篇，写的是她高二时完成的一个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是“农业危机、药物专利及全球化贸易”。“刚拿到有关调查中国农业中的不公平贸易现象的题目时，我还不知道不公平贸易为何物。” 孔令兹在一次总结中说，“当我们课题组一行10人，以调查不公平贸易为契机，走进中国农村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孔令兹用英文把她参加这次社会调查的经历和感悟介绍给她申请的学校，想必，她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是康奈尔大学最终选择她的很重要的原因。
除了这两篇重要的文章，孔令兹还要提交自己在中学阶段其他的社会活动，比如她曾经当了2年英文报纸的小记者，高二时作为班长，她还组织了一次“回望二战历史”的活动，让学校里的老师学生印象深刻。
在申请的13所学校中，有4所同意让孔令兹面试。面试官一般是学校在中国的校友，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约在咖啡厅，但都用英语交流。“第一次是有点紧张。”孔令兹说，后来慢慢有了经验，“面试时，首先要寒暄闲谈几句，气氛会缓和下来。”她知道面试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谈谈高中生活，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校等等，只有诸如“中美文化差异”之类的问题比较难答，但面试官真正在乎的是学生的谈吐、态度，而不是问题的答案。
自助敲开美国门
“我爸爸帮我做后勤工作，贴邮票呀，寄资料呀。”除此之外，所有的的留学准备工作，几乎都是孔令兹自己完成的，她的信息来自师姐的指导、上网查到的资料和购买的书籍，“其实，没必要找中介。”孔令兹呵呵地笑，难得露出些得意。
从搜集信息到考试、写文章、面试、签证，孔令兹自助实现了自己的美国留学梦。“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无限的潜能。”孔令兹说，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件“大事”，刚开始准备托福的时候，她心里也打鼓，觉得很难“拿下”，准备SAT考试前曾经觉得非常艰苦，对能力和耐力都是巨大的考验，但是，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一一解决。
这样的经历，也是一种收获。事实上，孔令兹已经比很多同龄人多了一份经历，接下来，她的未来，更加让她期待。“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想出去看看。”孔令兹的说法显得有些“老气”，但也简单直接。按照她的说法，她将要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迄今为止诞生了29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国内的高校，还没有人问鼎诺奖，这样的差距，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世界名校里，聚集了世界上最好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生。”孔令兹说，这就是她选择出国留学的理由，这个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
走向国际化生存的高中生
我们要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有比较强的国际生存和适应能力的人。撰稿/王 倩(记者) 胡福贤 梅璎迪
今年，每个走进高考考场的上外附中高三学生在高考的前一天，都收到了一份温馨的礼物——写着祝福语的星形卡片。这些卡片是学校里一批悠闲的高三学生亲手制作的，这批没有高考压力的学生甚至想到了根据每个同学的性格和爱好，设计了出最个性化的卡片形状和最个性化的祝福语。
用悠闲来形容他们，根本不足以道出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被海外高校提前录取的高中生们，或许才是最合适的定语了。
其实上海不少高中都有这样的高中生的身影，或许部分学校被海外高校录取的人数还要多于上外附中，但上外附中的这批孩子绝对值得我们去观察去品味。
精彩缘自生活
蔡琦芸就是这十几个悠闲高三生们的其中之一。从3月底收到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蔡琦芸知道，6月7日的高考离她已经很远了——她的高考其实比全上海11万考生早了整整一年，去年5月，当大多数高二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蔡琦芸坐在了SAT香港区的考位上。“我喜欢美国教学的开放自由，选课制度自由，小班化教学，有很多课堂演讲的机会，不一样的教育氛围，另一种文化。”
但蔡琦芸的高三生活还是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每天早上7点起床，11点半睡觉，去上外附中上课，和同学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抓紧练习德语(第一外语)，做着模拟高考卷保持感觉，但遇到疑问时她不会再去找老师解答。
和大部分高三学生不同的是，每天下午3点她会去瑜伽馆练瑜伽，还要恶补美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争取早日融入美国社会。还有就是晚上也会和同学聊MSN，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和她有着同一个身份——被海外高校提前录取的高三学生。
蔡琦芸绝对是每个爸爸妈妈心目中最优秀的高中生，年级排名一直排在前三位。即使高二时因为要考托福和SAT，参加新东方的培训，但她依然坚持在学校里完成所有的功课，周末不做作业，弹钢琴、练瑜伽、读英语、看DVD。这一年，她通过了钢琴七级考试，组织同学们排演音乐剧《物理学家》。如果没有被美国高校录取的话，她对自己未来的设定是进入北大或者清华。
为什么能被美国高校录取？“SAT考试要写作文(从1万多人选1000人)我写了自己跳芭蕾的经历，和高一在德国参加国际夏令营时，众多国际学生讨论文化方面的经历。他们在选拔中国学生时会比较挑剔，希望成绩好，学校好，眼界开阔，能力好。”这是蔡琦芸对自己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录取的总结。
通俗一点来说，不要“书呆子”。“我们认为，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未必能进国外名牌大学；但是反过来，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肯定进不了这些名校。”上外附中校长崔德明告诉记者。
面对每个被海外高校录取的学生，校长崔德明都能够清楚地说出每个学生最大的能耐，其中最显眼的是——突出的外语能力，独到的课外实践或竞赛。
外语是上外附中的特色，“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摇篮”，这是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对该校学生们的期望。目前面对激烈竞争的上外附中，更是着力打造自己的外语语种多样化，很多学生在初二时就能接触到第二外语。同时学校也不遗余力地搭建各类国际竞赛平台，如目前风靡全球的数模竞赛和“模拟联合国”活动，这些原本该是大学生参加的活动的首要门槛就是突出的英语能力。
参加国际竞赛与进入海外名校有必然的联系吗？“比如数模竞赛是美国主办方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向全世界征集方案，表面上是搞竞赛，实际上是从中发现优秀人才，让名牌大学抢优质生源。这的确反映国外一些名校的前瞻性。它们十分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崔德明说。
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沈一辰，曾经代表学校多次参加国际数学建模竞赛，包括拿过美国高中生数模竞赛特等奖和大学生数模竞赛的二等奖。但沈一辰坦言，在理科方面，自己的学习成绩只是“可以”。
沈一辰被哈佛录取并不是偶然的。8年前，还在读小学的他就代表亚太地区儿童登上国际儿童环保大会讲坛，以流利的英语让全世界倾听了中国儿童的环保呼声；高二时，他发现学校志愿者队伍力量分散，于是发起建立志愿者联盟并先后被学校任命为学生会实践部部长、“根与芽”环保小组组长。
外面世界的诱惑
作为一所以外语见长的学校，每年上外附中还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兄弟学校有着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批被提前录取的学生很多都有过出国访问的机会。
“初三暑假我去美国参加中学环境科学夏令营，组织我们到绿地河流等地采集标本，我喜欢上了这种注重实践的‘美国教育模式’。”潘嘉贝，上外附中被海外高校提前录取的高二学生，告诉周刊记者，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决定了要去美国学习。
和其他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的校友们不一样，自信的潘嘉贝将赴美计划提前了一年。2005年底，高二的他向全美的20所学校递交了申请和个人简历，3个月后他最终收到了包括格林奈尔大学在内的4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其中，格林奈尔大学还许以潘嘉贝每年高达3.6万美元全额奖学金的优厚条件。
“我不后悔放弃我的高三生活和高中毕业证书，因为我获得的这个奖学金是专门为中国学生准备的(全球只有7个人获得)，很难得。”接受周刊采访时，潘嘉贝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签证，8月16日他即将飞往大洋彼岸开始他在格林奈尔大学全新的人生。
在格林奈尔大学看来，潘嘉贝能够胜过全球无数高三学生的的独一无二之处是他“突出的社区服务意识”——他不仅是学校模拟联合国的主席团成员，也是学校“根与芽”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他还担任了英语课代表和校团学联的信息部部长一职。事实上，他还是个“计算机神童”，13岁那年编写的flash播放软件直到今天仍在社会上被广泛运用。高一时已有大学看中了他的“全国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而愿意录取他。
“有一次。偶然遇到一个海外高校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如果你认为你够格，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潘嘉贝说。
激励蔡琦芸、沈一辰和潘嘉贝们的，不仅是海外的经历，还有学校的推波助澜。国际竞赛是其一，上外附中还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每年把考入海外名校的学生名单列出来——激励更多的学生，海外名校也会派人来宣讲，以前考入这些学校的师兄师姐们也会回来传经授道。事实上，以上外附中历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有学生进入一所海外名校，第二年这个学校就会招收更多的上外附中的学生。
正是从这些师兄师姐们的经历中，蔡琦芸知道了“他们能有机会到其他国家做交换生，自由选课，活动很多。美国教育资源丰富，教学也更显开放自由。”
“我们培养的学生都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也就是与国际接轨的，有比较强的国际生存和适应能力的人。”崔德明告诉记者，上外附中的目标就是，培养国际预备性的英才，培养大师级国家级的人才。
进入重点大学，这对上外附中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说并不是奢望，升学率之争已经没有意义。事实上，为培养优质学生，尤其是“精英式”“预备级的大师人才”，上外附中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基础学习外，课程教学是向第二块课外活动拓展的。
“我们要求全校师生打开世界眼光，舒展国际胸怀，这对我们上外附中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各种健康向上、运用知识的国际性活动，来展示上外附中学生的精彩一面。”崔德明说。
在哈佛和耶鲁直面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在同一个天空下的竞争，这批被海外高校录取的高三学生，在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上如此与“国际化”接轨。
SAT升温 中国高考是否遭遇狼来了
SAT的机会实际依然主要掌握在那些成绩优异、家境丰裕的尖子学生手中，对大多数普通考生而言，SAT之路只能是一个梦想。撰稿/梅璎迪 杨 江(记者)
尖子学生是备考主流
在上海新东方学校国外考试部主任王文山看来，SAT仿佛是一夜间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小气候，3年前，就连王文山都不知道SAT具体是个怎样的概念。如果不是当年一个托福班学生的无意提起，也许至今中国内地都还不会有SAT考试的培训机构。
王文山说，3年前，中国对美国高考体系的了解仅限于某些位居金字塔尖的人物，“他们或是经济条件较好，或是社会地位较高，当别人还刚筹划出国考研时，他们却早在本科甚至中小学阶段就被家长送到了国外。”
“到美国去念书”似乎是一堵普通人难跃的“龙门”，迄今，内地的普通民众对入读美国大学的概念还始终与“海外关系”以及“大把钞票”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王文山第一次接触到SAT后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把中国学生打开美国大学之门的金钥匙，更重要的是将可能改变多年来中国学生留美读研的滞后现状，美国的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早已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设立了SAT考点，每年香港、台湾都有大量学生通过 SAT考试前往美国就读本科。
2003年暑假，上海新东方办起了中国内地第一期SAT考试培训班，没有声势浩大的前期宣传，也没有成功的范例表率，第一期培训班却迎来了50名学员。王文山有些惊喜，他强烈地意识到了SAT在国内的民间潜力。
之后的几期培训班，学员人数几乎是以几何方式增长，2004年暑假，学员超过100人，至2005年暑假上升到400人，2006年的暑假尚未开始，报名人数已经接近800，SAT潜伏的追随者骤然浮出水面。
3年来，媒体鲜有对SAT的报道，新东方也一直保持着低调，“不需我们再做更多的宣传， SAT考生早已形成一个圈子，内部信息传递很快。”王文山说，当年，上海首办SAT培训班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成都、西安等一批全国主要城市的新东方学校很快也相继开办出SAT培训班。
“这之前即便你经济条件再好，想把孩子送到美国读本科，不了解渠道也是很难成行的。SAT培训班打开了僵局。”王文山说。
中国学生通向美国高校的大门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不过，一般的中国家庭显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美国高昂的学费，除非能拿到全额奖学金。王文山算了一笔账，自费读完一所普通美国大学的4年本科，最少也得花费80万至100万元人民币。
内地目前没有SAT考点，考生必须赴港考试，这也需要一笔不小的经费，所以SAT的机会实际依然主要掌握在那些成绩优异、家境丰盈的精英学生手中，对大多数普通考生而言，SAT之路只能是一个梦想。
从SAT到SSAT
上海新东方学校是上海目前规模最大的SAT培训机构，除了每年暑假报名人数会达到一个顶峰外，春秋以及寒假阶段，也都安排有为期两个月的短期培训，报名人数络绎不绝。
王文山介绍，报读的学员近80%都是来自复旦附中、华师大二附中、上外附中等上海的名牌高中，并且这些学员往往都是这些重点学校中的尖子生。
“不安分”是这些尖子生的共性，他们普遍英语基础较好，学习自主，不愿受国内高考体制的束缚，“对他们而言，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只是一个底线，他们极其渴望能够挑战国外的一流大学。”王文山说。
不少周边地区重点中学的优等生因为本地尚未开办SAT培训班，也常常到上海参加培训，2005年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获得者就是来自苏州中学。
此外，新东方的学员中还有一些海外华人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同样对孩子入读国际一流名校寄予厚望，以期孩子进入美国的上游社会。
每年全球SAT考生中能获得满分的不到1000人，2005年有位美籍华人子女就以满分的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在美国华人中颇有影响力的网站“文学城”对此详尽报道，在华人圈中引起极大反响。
由于美国专为SAT开设的培训很少，不能满足华人子女考前冲刺的需求，而国内的培训班恰恰又精于应试的技巧培训，因此不少华人不惜“曲线救国”，将孩子送到上海强化突击。数字显示，2005年，仅美国、加拿大就有近200名学生到上海参加SAT 培训，今年寒假期间也有近百名学员从世界各地赶来。
受SAT考试市场启发，另一种针对更低龄学生的SSAT考试培训也于今年寒假在上海推出中国大陆的第一期培训班。
SSAT全称是美国中学入学考试，上海是SSAT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唯一考点。“这项考试在上海进行得并不容易，不仅要求这些初中段的孩子掌握比托福更多的词汇量，而且没有奖学金，学生必须完全自费。”王文山说。
尽管如此，上海的第一期学员还是招到了30多名。“有经济实力的家长已不满足于自己的子女到美国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中学阶段就接受到美国的教育，以便更容易适应美国的教育环境，将来更容易考进美国著名大学。”
对中国高校的挑战？
在完全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内成长起来的孩子，十多年寒窗之苦后却最终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美国高考路，这一点王文山并不像圈外人那样感到费解。
SAT打破了依靠GRE留美深造的独木桥，在美国，四年制大学的数量多达三四千所，几乎是全球其他所有国家高校的总和。这样一个宽阔的教育平台上，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选择受教育的空间很大。
这对那些原本可以考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国内考生诱惑不小，“论学费，哈佛大学每年提供4.5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4年累计18万美元。而论学校地位，哈佛全世界位列三甲。”在王文山看来，他也找不到中国精英学生放弃就读美国名校的理由。
王文山认为SAT考试对中国学生而言并非难事，在SAT考试中，华人的分数总是相对较高，这得益于国内的应试技巧。“如果一个从未接触过这类考试的中国学生，第一次参加满分为2400分的SAT考试，可能只能得到1000多分，但国内的培训较好地掌握了SAT的应试规律，往往只消3个月强化培训，不少考生就能考出2000多分的高分。”
王文山大胆预测今后通过SAT去美国读本科势必成为一个趋势。“港台地区的学生去美国读书大多都是自费，大陆这样的人目前较少，但大陆人口基数大，愿意掏出巨资送孩子去美国读书的人依然很多，而且今后还会更多。”
“普通中国学生流向美国等海外高校成为可能，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教育资源的紧缺。”王文山说。
当然，在注意到SAT在国内悄然升温的现象时，人们也注意到另一种日渐膨胀的担忧，那就是，更多的精英学生转赴美国，对国内名校招生已是铁定的挑战，问题是，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某种人才外流的危机？
熊丙奇：境外引力撞击精英认同
香港和国外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就业前景好，教育质量高、教育氛围好以及奖学金制度完善。这几个指标是相对于一些国内大学的就业压力大、教育质量下滑、大学氛围欠佳和奖学金制度不完善而言的。撰稿/汪 伟(记者)
过去3年内，熊丙奇出版了《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两本针砭中国高等教育弊病的著作，直言中国大学诸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但一切改革的意愿和努力，陷身于体制迷墙之内，始终难有突破的路径。
当本科教育的多种可能出现在面前时，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用脚投票，使熊丙奇看到一个强烈的象征。这个象征背后，是身临全球化时代却不能实现办学国际化的中国大陆高校困境。
2006年高考结束当天，本刊在上海交通大学专访了熊丙奇。
吸引力很大，推力更大
《新民周刊》：今年高考人数突破了950万，相比较而言，到国外和香港地区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只是很少的一群人，为什么香港到内地招生却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响？
熊丙齐：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士就预见到，中国的高教招生会受到冲击。预见的依据则是由来已久的。多年以来，中国在研究生层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态势，早在1980年代，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尖高校的优秀学生大量出国读书。学校里流传着一流学生去留学，二流学生进外企，三流学生留校读书的说法。
中国研究生以上层次的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但本科教育由于评价机制不一样，看法并不一致。像杨振宁和杨福家等老先生，他们对中国本科教育的评价是很积极的，认为并不比国外一流大学差。当然，老先生的评价主要是基于对清华和复旦这些学校中的本科教育而言的。而这些学校的本科学生中，实际上汇聚了中国最好的学生。国外的名校，它们所在国家的好学校比较多，学生面临的选择比较多；收费制度也不像中国，越好的大学拨款越多，因此收费越低；它们很难像中国几所顶尖高校那样，高密度地汇聚最好的生源。
但这些年，随着高教交流机会增多和开放的程度加深，大家发现，中国大陆的本科教育其实与国际一流大学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等到香港的大学招生达到一定的规模，这种冲击的态势更加明显。
《新民周刊》：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北大清华的高考神话年甚一年，同时这些年考取香港大学和国外大学的学生，大多属于国内高考中通常所谓的最优质的生源。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和同龄人不一样的选择？
熊丙齐：香港和国外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就业前景好，教育质量高、教育氛围好以及奖学金制度完善。这几个指标是相对于国内大学的就业压力大、教育质量下滑、大学氛围欠佳和奖学金制度不完善而言的。对优秀生源而言，吸引力固然大，国内的推力更大。
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暂且不论，中国的就业市场重视海外经历，这一点由来已久。很多公司招聘的时候，有无海外工作经历是一个公开的考量指标。某些时候，境外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也更有用。
中国的大学这些年忙着扩招，忙着建设研究型大学，顾此失彼，导致本科教育质量一定程度地下滑。包括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都存在过分重视研究而忽视教学的现象。本来，对大学而言，科研要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但现在大学的考评体系都是以研究成果为中心，发了多少论文，有多少专利。一流的师资不给本科生上课，只带研究生都来不及。2001年教育部曾要求，大学教授一学期一定要给本科生开一门以上的课。《高等教育法》也规定，评教授的一个前提是要给本科生上课。在中国的顶尖大学里，一流教授种给本科生上课的只有40%左右。这还只是排在课表上的。实际上，有些概论课程是好多人共同上的；有的课挂了名字，但是研究生代替导师上的，或者讲师代替教授上的。扩招再次加剧了不少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的下滑。
与此同时，像香港科技大学这样按照国际一流大学格局建设的高校，因为聘请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教师，学生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奖学金又很高，因此各项排名正急遽上升。
另外一个触目的事实是，近年来国内有些大学教育风气不好，学术风气不正。少数教师没有基本的职业道德感，学生动力不足。实际上，国内高校教师收入或许比外企员工要低，但是真正认为自己收入低的人很少，但为什么一流学生愿意留校的很少呢？他们担心的是在高校里自己的事业做不好乃至做不成。
目前国内大学的收费相对国外和香港而言是低的，但奖学金制度不完善、数额低。有些学生可能上北大清华要申请助学贷款，但如果去香港上学，家里不用拿一分钱。一般有国际地位的大学会拿出学费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让优秀学生的学业不会受到家庭经济的任何干扰。
以上几点，是中国大陆的本科教育和香港以及国外的差距所在。一个拉力，一个推力，优秀高中学生选择去香港或出国上学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新民周刊》：你很强调这个推力。
熊丙齐：我们的高等教育因为某些制度问题，使优秀学生产生了逃离冲动。
我们的现状是，本科教育延续了中学教育体制，所有课程要一门一门地考，英语和政治占用大量时间。尤其是英语，很多学生50%的精力都花在应付四六级考试上，荒谬的是，考过了六级还是不会说英语。研究生教育又延续了本科教育体制，而博士教育再延续研究生教育体制。先花一年时间学一些内容几乎重复的公共课，然后要考虑发论文。学生的精力不能放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现在在校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不合理的制度导致的就业、学业和经济压力，又导致很多心理问题。其中至少四六级考试和发论文的压力是国外的高校没有的。付出同样的精力和经济投入，在有选择机会的时候，学生自己会比较投入和产出。
他们带走了优秀青年的精英认同
《新民周刊》：招生这个环节的开放对国内高校而言是一种切身可感的冲击吗？
熊丙齐：我们考虑国外大学和香港在大陆的本科招生政策会带来什么冲击，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本科招生会不会影响大陆高校的现有布局？答案是不会。只要大陆的高等教育不参与国际竞争，只要学术不考虑与国际接轨，满足于在一个封闭的小环境中，清华北大仍然是最好的大学。试想，香港高校每年在内地招收1000多名学生，分摊到内地排名前十的大学，可能每所大学流失了100多个生源，相对于它们每年数千人的招生数量，这个数字是很小的。正是这个原因，大多数高校对这种生源竞争十分麻木。
第二，对中国高校办学水平和国家人力资源竞争力有何影响？这个影响将十分深远，虽然现在还没有充分显现。
过去20多年，好的本科毕业生中出国留学的，回国的不占多数，这对教育投资而言是一种损失。有人说，如果高中毕业出国，总比读完大学再走好。这是不了解国内高校情况。
我对国内部分顶尖大学的评价是，一流的生源，二流的教授，三流的校长，四流的管理。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好的学生和好的老师互相生发，加上一流的项目，才使大学成其为一流。好的学生会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教育，很多大学的科研，要依托于学生资源，一旦这种氛围和资源消失，这些顶尖大学很快就会失去光彩。
国内教育主要是留在国内的学生来承担。可以想象，高考前优秀生源走掉一批，本科结束后，优秀学生又走掉一批。国内教育传承的质量会发生问题。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外和香港地区本科招生数量增多，对国内高校学生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正如一个企业，如果最精英的员工集体跳槽，对剩下的员工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面影响，凝聚力缺失，积极性下降，对环境产生抵触情绪。
《新民周刊》：你是说，最好的生源流失会带来精英认同的流失？
熊丙齐：中国大学一直讳言这一点。其实所谓世界一流大学都是旗帜鲜明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也有定位和分工的不同。在美国，社区学院学费很低，入学门槛也很低，这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但顶尖大学无不严进严出。在香港大学90周年校庆上，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就说过，港大不要扩招，港大就是培养精英的。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劳动者的能力有大小，角色有分工。精英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对一个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当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只有5%的时候，大学生的精英身份认同很高，自我激励和约束状况和毛入学率20%时完全不同。当然，即使毛入学率达到20%，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20%中的5%仍然抱有精英认同。一旦香港和国外的大量本科招生，变成优秀高中生的首选，在国内就学的学生心理会有极大压力。这5%的精英认同会变得残缺不全，优秀人才的责任感、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受到打击，这对好的大学来说是致命的伤害。
《新民周刊》：这种隐忧变成现实之前有没有应对之策？
熊丙齐：人才流失，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这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诸多病征之一。好的大学也想改，但是改不动。有抱负的校长们，也想让学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很难做到。
北大和清华都明确提出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它们这些年规模在扩大、经费在增多，学科数量和学生人数在增加，但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是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和管理。徒有其大，徒有其多，于事何补？有一件事可以看看，当国内优秀生源招生面临竞争的时候，它们有没有可能招收到一流的海外生源呢？
目前公认的国际一流大学，海外生源要占到20%。目前中国的留学生以周边国家居多，欧美学生很少；欧美留学生中，学文科居多，学理工极少。所有的留学生中，学语言的达到70%多。
在一个教育资源国际化的环境里，高校发展的治本之策在于办学国际化。否则别人在发展，我们虽然也在往前走，但走得很慢。
......
家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