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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旁听生在一起交流
为了考研深造和思想交锋
旁听生是百年名校北京大学一道特殊的景观。这一大批并不属于大学编制内的社会群体，给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增添了颇具平民色彩的诠释。
在北大的旁听生中，有一个庞大的考研（究生）群体。为了更有把握考上北京各大学的研究生，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旁听。
“我可以去旁听我所考专业的相关课程。这对考研专业课的复习很有帮助。”一位姓张的女同学说：“像我这样来旁听专业课的考生非常多。有时教室坐满了，我们就站在过道里，甚至有时站在外面走廊里听。”
这些考研旁听生往往选择在北大周围的住宅区租个房间或铺位,每天一早带上书本到北大的教学楼找个座位，旁听他们感兴趣的讲座和课程。没课的时候就坐在图书馆自学，经常学到晚上熄灯为止。
“吃饭就办个北大的临时饭卡。要么买点方便面或饼干凑和着吃。”张同学说：“生活其实过得挺充实的。”
但在北大的旁听生行列中，也有并非一味是来听课的。穿着一套黑色西服、皮鞋有点旧但擦得很亮的郭兴邦被周围的友人称为“农民经济学家”。
他不愿接受“旁听生”这个称谓。他说：“我不是来听课的，我是来和那些经济学教授辩论的。”郭兴邦来自河南农村，今年已61岁了。小学毕业后他开始自学《资本论》并研究经济学，出版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理》和《社会主义经济新说》两本书，并写了不少经济方面的文章。
“我已经在北大呆了4年了，主要是听经济和农村方面的课程和讲座。”郭兴邦边说边捋着额上仅有的几根头发：“有些时候我不同意那些教授的观点。我也想在北大讲课，建立专门的学科，主讲农村经济和教育。”“你们知道在家乡，人们管我叫啥吗？他们叫我孔乙己！”他自嘲着。
接纳众生无论僧俗妇孺
北京大学有非常严格的招生标准，但它同时又宽容地向社会敞开着大门。
行佛（法号）是旁听生中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来自广东潮州的他既是位僧人又是位诗人。从2001年到2004年间，行佛一直在北大宗教系进修。作为南少林第九代继承人，他在北大除了学习必要的宗教课程外，还参加北大的各种文学社团。“我爱写古体诗，经常参加一些社团与北大学子切磋。他们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行佛说。在北大期间，行佛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中药学。“我已经在诗歌和中药学方面出版了自己的书稿。”他说：“时间对我来说很紧，进修课排得满满的。我只有挤时间去旁听其它方面的课。”
北大旁听生中还有来自农村的妇女。“2004年我偶然看到《大地的儿子———周恩来》一书。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让我很感动。想想自己小学还没毕业，只识几个字，什么知识都不晓得，所以我想学习。”45岁的厉德进边说边搓着放在膝盖上的手。2005年9月21日，厉德进带着80元钱和一堆革命故事图片和书籍，从江苏淮安只身来到北京。但在北大要“碰”上她能听懂的课并不容易。
“有一次听说有一个关于农村的讲座，我就去了。我不敢进去，就在门外走来走去。里面出来了一个老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想听课，这位老师就把我领了进去，还特地给我找了个座位。”厉德进脸红红地说：“这让我觉得北大没有歧视农民，我就下了决心长久听下去。”
传统延续与社会发展需要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发源地，历史上就有旁听的传统。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开始，旁听生就像未名湖上的水波，一圈还未散尽，一圈又漫延开来。毛泽东、沈从文、丁玲等一大批杰出的旁听生构成北大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谈及这一传统，曾著有《老北大的故事》的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
在2001年首个提出“北大边缘人”概念的北大旁听生柳哲说：“现在前来旁听的人，并非都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具备高学历的人。我组织的北大边缘人聚会上，为了梦想而来的低学历旁听生占了多数，他们的旁听经历远比那些为人熟知的旁听生丰富得多。”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徐伟新对旁听生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学习型社会中，人们学习当然是为了补充自己，为了就业,为了生存。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存，还要发展。”“特别是当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人们的物质基础、精神需求都会大大丰富起来。在这种基础上，人们就会要求全面发展，所以就更加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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