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聘教授：教师队伍建设新创举

文章类型：高等教育　　加入时间：20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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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1998年，当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如此看好由教育部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投资设立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不过是这位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的溢美之词。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特聘教授岗位的设立对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时，借用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的话说，“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带动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同时“脑体倒挂”、“重应用轻研究”等现象十分突出。“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便是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反映到教育行业，便是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不仅高校中青年教师大量跳槽，在高校毕业生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流学生出国，二流学生进外企，三流学生留校。” 

　　1998年8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正式启动。1998年12月，首批获准设立特聘教授岗位的高校在《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媒体大规模刊登招聘广告，“奖金10万元聘教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当时仅10万元奖金就相当于一位教授好几年收入的总和。人们从此总算看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价值，尽管这10万元远不能和一个特聘教授的贡献相等同。 

　　更为重要的是，特聘教授岗位制度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针对高校存在的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务终身制以及分配中的“大锅饭”等弊端而设计的，实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按岗聘任，以岗定薪，优劳优酬，合同管理。这一制度的实行，直接带动了我国高校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 

　　1999年9月，北大率先实行“岗位聘用制”，教授年津贴最高达5万元，教师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拉开了17倍。如此巨大的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相对应的是，原先学校的那种“铁饭碗、大锅饭”被彻底打破，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开始形成。过去高校教师纷纷下海的现象开始发生逆转，许多优秀人才开始回流。如北大电子系从1996年到1998年每年都有8个进人指标，却一直无人应聘；到1999年，却一下子来了16位优秀应聘者。北大化学学院的竞争更激烈，学校只给了8个进人指标，却有100多人前来应聘。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北师大、上海交大、南开、武大、西北工大、北航、中国科大等校，也开始推行岗位聘任和关键岗位津贴制度。由设立特聘教授岗位而引发的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热潮，成为1999年我国高校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亮点。 

　　促进了拔尖人才成长 

　　“在创造和发明上，人才的互补共振效应所产生的威力，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在清华大学教授程京眼里，特聘教授制度所营造的，正是世界各国精英人才所钟爱的“群英汇聚、学术气氛浓厚、科研经费充足”的环境。也正是这种环境，促进了拔尖人才的成长。 

　　在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奖励和支持下，特聘教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北京大学田刚、北京师范大学李小文、厦门大学郑兰荪、第四军医大学樊代明等5位特聘教授，1998年后当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0位特聘教授被科技部聘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有12个以特聘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有5位特聘教授担任十五“863”计划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或委员，29位特聘教授担任十五“863”计划主题专家组组长或成员。 

　　特聘教授们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重大突破性科研成果。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上岗后连续在著名期刊《Nature》上发表3篇论文，1999年和2001年分别因发现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化石和发现新的后口动物门，两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上海交大贺林教授、清华大学程京教授、北京大学彭练矛教授、第四军医大学杨安钢教授等也以各自的突出研究成果，分别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除此之外，1999年至2001年间，特聘教授们共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在本学科领域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百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特聘教授岗位设立以来，培养了一批跨世纪、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长为本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着较大的影响。 

　　推动了高校学科建设 

　　“特聘(讲座)教授对北京大学学科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说。目前，北京大学获准设置“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岗位的学科有49个，受聘的特聘(讲座)教授52人，正式报到上岗的51人，其中4人为“973”首席科学家。 

　　北大特聘教授的学科分布，兼顾了基础学科与前沿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涵盖了理学、医学等学科。比如，由于龚旗煌教授的到来，相对薄弱的光学学科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欧阳颀教授作为非线性科学家受聘特聘教授以来，在短期内建立了非线性实验室并开始实验研究，该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上知名的非线性动力学实验室之一；从事电子衍射和电子显微学研究的彭练矛教授，建设了至少属国内一流条件的纳米电子学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包括了纳米材料模拟、纳米结构分析、纳米电子学器件制备3个实验室，为纳米材料的合成、表征和测量工作打下了基础；邓兴旺教授建立了北京大学—耶鲁大学联合研究中心；阳振坤教授开发出基于PS3、PDF的光栅图像处理器与激光打印机；田刚教授在基础数学尤其是微分几何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被国际数学联盟推选为今年在京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的20名报告人之一，并在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大特聘教授在人才培养与教学科研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仅以首批9名特聘教授为例，他们共指导了45名博士生、71名硕士生，指导效果显著。如龚旗煌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9名特聘教授共承担43项科研任务，争取到8198万元科研经费。其中，10项列入国家“973”、“863”、“攀登计划”，5项列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5项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13项成为学校学科建设项目。 

　　按照特聘教授的聘任合同，所有特聘教授都必须讲授本学科核心课程，指导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据统计，首批73位特聘教授上岗3年来，共讲授93门核心课程，指导博士生645名、硕士生710名。目前，部分特聘教授还承担了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所开设的许多新课程都是该领域的前沿知识，深受学生好评。 

　　发挥了示范和辐射效应 

　　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先头部队，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设立，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辐射作用。 

　　1998年，教育部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后，许多地方和高校也相继启动了相应的人才计划或人才工程，如广东的“珠江学者计划”、福建的“闽江学者计划”、清华大学的“百名人才引进计划”、复旦大学的“世纪之星计划”等。北京、天津、黑龙江等省市还相继建立了省级的特聘教授制度。许多大学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不惜重金，如复旦大学1999年以来，投入专项配套经费达8500万元，上海交大为杰出人才配套100万元至200万元科研经费，清华大学在著名杂志《Science》上刊登广告延揽天下英才。这些行动的开展，大大促进了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甚至影响到基础教育改革。许多中小学校加大了对骨干教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有的学校还设立了“首席教师”制，拉大工资差距，实行“优劳优酬”。近年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以促进教师队伍流动、改进中小学校长聘任和选拔办法、实行教师聘任制等为目的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许多方面都借鉴了特聘教授“按岗聘任，以岗定薪，优劳优酬，合同管理”的聘任和管理方式。 

　　特聘教授岗位制度，是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宏观背景下，配合“211工程”建设而设立的，其影响十分深远。在2001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四批特聘(讲座)教授受聘典礼上，杨振宁先生对此评价说：“我想，再过10年、20年回头看的话，会觉得这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为着实现‘科教兴国’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即使从现在看，这一评价也十分中肯和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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