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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左至右:梁彦华、刘振燕、作者、尹宏良、王大勇、哈春生,背后是小学校的教学主楼

      我的小学母校———老君地小学,如今已经消失在高楼林立的居民小区中。如果现在去找它曾经的方位,只有原来校门口的几株老槐树还能告诉你它准确的位置所在。如今小学所在的街道,已在北京的版图上彻底消失,代它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居民大楼。站在拆迁房屋的瓦砾上,童年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似如昨日……

      我的小学母校坐落在南城的一条著名斜街———枣林斜街上。校门口附近数棵粗大的槐树郁郁葱葱,显示出根深叶茂的强健体魄。校门的模样与周围居民院老式的如意门楼,蛮子门楼、广亮大门、金柱大门相映成辉,呈现出小学校与古老的街道融为一体的亮丽风景。我家兄妹五人相继从这里毕业,走上现在不同的工作岗位。

      进入校门,抬眼望去,是一排粗壮的、一人勉强才能合抱的枣树,树干的鳞斑勾勒出它的年轮。每到秋天,硕大的红枣挂满枝头,树枝都被它压弯了腰。这时是校园最欢乐的节日,每班的学生都会分到满满一搪瓷缸子的红枣。此时,男生高兴地大声呼喊,女生兴奋地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充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位师生都沉浸在幸福的场景中。

      校园中央是一幢坡顶出檐的二层教学主楼。主楼的平面图呈凹形,正向朝南,中间是由门形雨搭相连的三扇对开大门。通过宽约五米的过道,又是三扇对开二门。在这五米的过道中放有几个木支架的白搪瓷保温桶,里面盛满开水,以备课间同学们随时取用。二门内是一个大厅,东西两侧的墙上是玻璃橱窗,里面经常定期展览各年级同学们的绘画、手工作品或精彩文章,新颖活泼的橱展常常吸引一群群同学驻足,在那里指手画脚,品头论足。

      大厅的北面是凹进的一扇对开的后门,通向楼后的小操场,小操场的周围是低年级同学们上课的平房群。后门两旁分别是广播室和文艺室。大厅东西两侧楼道的尽头是东西旁门,东西旁门北面凹进的分别是卫生间、音乐室和图书室,靠南墙是通向二楼的楼梯。二楼的布局与一楼相比,除去大厅变为教室和没有东西旁门和后门外,其他与一楼相同。每间教室有三扇大窗,课后的值日,我们常把玻璃窗擦得通体透亮,接受着春天里和煦的阳光。我们六年级八个班的同学在充满春风的不同教室中学习。当时同学中有一种至今无法考证的传闻:小学的教学主楼是用构筑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所建。这也是同学们常常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多年后已经从事工程设计的我,回忆起来,还对楼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十分敬仰。楼内不仅设计合理,外观新颖,而且充分考虑小学生的特点,使学习环境舒适、惬意。这在那时也算是独具匠心。我的小学母校教学楼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如今你们可好?

      主楼南面是个大操场。操场的东西两边是两个钢管焊制的足球大门,学校的运动会、课间操、体育课、集会等都在那里举行。印象中的操场之大,在当时南城一带的小学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课余之时,这里是男生们身试脚法的天地。也是学校小足球队茁壮成长的沃土。成长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幸的是一次班与班的比赛中,我们班的主力边锋“五宝”梁彦华竟跌折了手腕。他虽个子矮小,但速度奇快,门前感觉敏捷,脚法出众。他的下场,直接导致比赛败北,成为我班遗憾终生的损失。

      操场的西面是一片树干低矮、枝繁叶茂的毛桃树林,棕红的树干上长有一层厚厚的茧皮,常常渗出一簇簇黄色的桃胶。天真的我们时常幻想,哪天飞来只漂亮的虫子,裹到桃胶里,经过沧桑巨变一定会得到一块天然的大琥珀。记忆中树上的毛桃总也长不大。淘气的我们常常成群地盘坐在树干上,像齐天大圣一样偷吃树上的毛桃,粘的浑身上下都是桃毛,痒的龇牙咧嘴、大呼小叫。

      操场的南面是体育器械的场所。高矮不等的单杠、双杠、高低杠、垒木、平衡木、秋千和吊环被安置在那里。课余之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去那儿玩儿。吊环上的“苏秦背剑”,平衡木上的“金鸡独立”,垒木上的“累马歇蹄”,双杠上的“喜鹊登枝”常是我们百试不爽的独创动作。有时也会坐在双杠上或“挂”在垒木上神聊(现在叫侃)、吹牛,或分吃从家里带来的不多的零食。想来,那时的零食也十分简单,无非是玉米花、铁蚕豆、桂皮等。分吃桂皮时,你掰一小块,我掰一小块,含在口中,慢慢地咀嚼,那种微辣中略带涩涩的微甜,至今使我难以忘怀。那时零食之少,与今天的孩子们丰富的零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那仅有几种又少得可怜的零食,却又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操场的东面,是数张砖砌水泥平面的乒乓球台。那时我们经常自发地组织小规模的班级对抗赛,轮番上阵,逐对厮杀,小小银球间弥漫着战火硝烟,得胜者扬眉吐气,失利者顿首捶胸。打到情急之处,失手把球拍飞向对方的情形偶有发生。春生是我们这些人中的运动健将。高挑的身材,人也长得十分帅气。按今天的话讲是帅呆了。每到学校组织的运动会,百米赛跑是他的拿手好戏。全班同学山呼海啸般地为他加油助威,他也常常不负众望第一个到达终点,为全班带来金子般的荣誉。每当此时,全班同学都围拥着他,他的胸脯总是挺的高高的,像得胜而归的将军。

      生活在军队大院的王大勇,是我们公认的小文人,他的文章写得十分漂亮,作文常被语文老师拿来当范文给我们讲评。正当我们课余还招猫递狗的时候,他已悄然在其父的指导下,读完了四大名著。《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小说的精彩情节更是倒背如流。每当我们盘坐在桃树上或坐在双杠上,听他讲述小说中精彩情节时,无不被他那丝丝入扣的神态所吸引、所感染,场面显得出奇的安静。再顽皮的同学也被书中的人物所折服,好像完全已经融入小说的场景中了。

      六年级时在他随父奉调离京之前,我们齐聚北海公园与他作最后的惜别。他在琼岛西岸一座大殿后墙上写下:今日离京何日还?几年后,已上初中的我和同学去北海公园,那墙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尹宏良酷喜京剧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大段精彩唱段更是时常挂在嘴边,走路还模仿“穿林海”的动作。毕业时照相也要丁子步“亮相”,惹得在旁的我们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那时小学是半日班,我的小学最大的特点是,下午的校外学习小组组织得十分出色、完善。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每天作业一写完,我们这群男孩就反上了天。天老大,我老二,爱谁谁。有一年冬天,为了抢救他家阳台上已冻在鱼盆里的金鱼,手忙脚乱的我们竟把鱼盆弄漏了。数九寒冬,冰喳喳的水流了一地。阳台地面结了厚厚一层冰。现场一片狼籍。忙乱中,我们虽然一通收拾,但毁坏的鱼盆是逃不过其父母眼睛的。宏良因此挨了父母的训斥,吓得我们再也不敢去他家了。现在想来,真是愧对人家父母。

      更难忘的是那些老师们。大眼睛的俞士英校长,每次校会讲话,花白的头发会随着他讲话声音的抑扬顿挫,在两鬓上下舞动。穿戴讲究、衣着合体的是郑淑静副校长,乌黑的发髻套着网罩,一副金丝眼镜架在不苟言笑的脸上,一尘不染的大家闺秀的风范中透露出一丝威严。教导处的刘主任总是驼着背走路,像宰相“刘罗锅”,和善的笑意常挂在脸上。教美术的大个杨老师,教自然的小个杨老师,一高一矮,两位慈祥的就像自家的老爷爷。教体育的安国力老师,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每次体育课的口令中,都会有一种磁性声音在操场上空飘荡。前额宽大的张庚老师、爱叼大烟斗的谢光壁老师、慢声细语的曾昭平老师、据理抗争、不畏强暴的吕明志老师、性格刚烈、昂然正气的丁瑞兰老师、无所畏惧的田傅学老师,在“文革”中惨遭批斗,被关押数年之久。但他们坚持真理的英雄气概给我留下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

      还有一群风华正茂的女老师,像一群快乐的百灵鸟。像耿秀珍老师、何淑芬老师、张寿芳老师、金庆芬老师、茹琼老师、沙桂萍老师,想来当时她们也就比我们大十岁有余,如今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如今老君地小学早已不复存在了,它的周边环境也已改变了模样,儿时的我们现今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但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却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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