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从整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新的现代化特征所要求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需要包括传播媒介在内的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让我们共同携手，做好传播科学的“开路小工”      

    1915年，中国《科学》在上海创刊，远在大洋彼岸的托马斯·爱迪生由衷地发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这位大发明家把一群学子创办的一份刊物，与一个民族的觉醒联系到了一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科学意识的觉醒是有着深刻关联的，后者是前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民族现代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觉醒又往往是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实现的。 

    90年前，中国还处在国势衰弱、民族危亡的时期，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9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青年，为创办《科学》杂志，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科学社”的团体，也就是中国科协前身的一部分。中国科技界的这些前辈们为了“科教兴国”的崇高理想，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科教兴国”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正成为时代强音。此时此刻，回顾当年《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任鸿隽等爱国留学生，在接受数年系统科学教育后，对先进的科学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科学”和“民主”一样，是中国救亡图强所必须的。还认识到，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是“西方文化之泉源”，而“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要“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所以，他们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结成中国科学社，办起《科学》杂志，树立“传播科学”的职志，开始了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知识体系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历程。他们传播科学的一系列开创性举动，是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德”、“赛”两先生的呼唤，正是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和“民主”呼唤的更大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更大觉醒。 

    当年，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是以“开路小工”的精神，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对于当时的情景，赵元任在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述：在中国科学社的幼年期间，我们这些创办人“试图节省我们微薄的收入，以便使中国科学社得以维持。我的一位康奈尔同学邓宗瀛发起了一个经济上的节食竞赛，一些时候是每天5角，另一些时候则是每天3角5分，很快我们两人便都因感冒而躺倒”。胡明复也曾经说过：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

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献身科学的事迹和精神，曾得到同代人的钦佩和赞扬，更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