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逃课，无论在哪一个高校的校纪校规中，都是明摆着的。一些学校的《入学手册》里这样规定：逃××节课通报批评，逃××节课记过，逃××节课留校察看甚至开除学籍。只要是逃课，不管是什么理由，是面试、考研复习，还是上网打游戏睡懒觉，都将受到处罚。由此，禁止逃课的“紧急通告”，本来就是一个重复规定。看来，校纪校规，似乎不如一纸命令。现实中，甚至国家大法，有时候，还不如总理的一纸批示有效。

　　一纸“禁逃令”，正是高校管理泛行政化的缩影。有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工总数量是8000名，处在教学和科研一线的教师只占1／3，而行政管理、后勤人员却占据了2／3。高校里面的科长、处长，绝对不比院长、教授少。大到高校评估、人才选择，小到奖学金发放、学生饮食起居，都以行政化的规则运作。往往一发生什么“不和谐”的事，就来一纸命令、决定或者通知，要求“从严管理”。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是很少从自身方面寻找原因的。

　　学生逃课，固然有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等主观原因。但是，学校教学模式老套、教材内容陈旧、师资水平欠佳等客观因素，往往也是关键所在。大学生应算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了，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们逃课，往往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做出的选择。试想，谁愿意放弃一个找工作的机会，而去听一个老太太的絮絮叨叨？大四的学生，逃课往往是迫不得已，就业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学校要想根治逃课，仅仅依靠发一纸通知这样的泛行政化的手段，效果可想而知。

　　学校和学生，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服从与被服从关系。因此，高校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也不能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而应该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校方和学生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时下的高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仍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说教”式思想工作，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强调意志统一和绝对的服从。囿于传统“从严管理”的惯性，高校很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不管这个“禁逃令”是怎么出来的，可以想像，其很难得到学生拥护。许多高校常讲要“以法治校”，可是具体到行政管理上，往往又专制独裁。上海财经大学的领导说，大四是学习的好时光，大学生应该清楚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任务。这话没错，可他们是否真正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再者，如果仅仅是一所大学禁止学生逃课，其他学校对此类现象置之不理，恐怕该禁令的实施效果有限。

　　可以说，现在的高校面临许多问题，需要教育管理者的智慧和耐心。想凭一禁令解决问题，往往失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