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经昌，笔名金石声。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出生于武昌，后迁居扬州，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１９３１年９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１９３７年毕业。抗日战争爆发，淞沪沦陷，遂于１９３８年秋去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深造，先后就读道路及城市工程学与城市规划学，１９４０年春毕业。因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无法回国，便留在德国任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道路及城市工程研究所工程师。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后还参加过达姆斯塔特城的战后重建工作。１９４６年底回国，任职于上海市工务局都市计划委员会和程世抚、钟耀华、黄作燊等一起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修改并完成了当时的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一、二、三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及规划管理局的顾问等职务。他经常参与上海城市规划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研究，有时还自己做规划方案。

１９４７年起，金经昌于同济大学任职，从此开始了他的城市规划教学生涯。

金经昌积极参加国内外的一些学术活动。１９５６年，他陪同梁思成访问德国及苏联；文化大革命后又两次访问联邦德国并在几所大学讲学。他还参加中国城市规划代表团访问日本。１９７８年，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在兰州成立，他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后因年事已高，改任顾问。他还是上海交通工程学会的副理事长。

创立全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教研室

１９４７年起，金经昌在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授时，首先在国内开出了“都市计划”课，介绍当时一些新的规划理论。１９５０年，他与冯纪忠教授共同倡议在土木系高年级开设市政课，并承担了全部专业课的教学工作。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华东地区十几所院校的土建系科集中到同济大学，在建筑系内成立了由金经昌任主任的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教研室，他担任此职务直至１９７８年。

金经昌与冯纪忠等展望新中国今后大规模建设的需要，积极倡议在建筑系内创办了培养城市规划方面人才的专业——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１９５３年，有了首批毕业生，１９５６年，正式定名为“城市规划专业”。这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至１９８９年，已有２８届毕业生，人数近２０００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已是全国各地城市规划工作的骨干。文化大革命前，金经昌就已培养出了几位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专业硕士研究生。

金经昌为我国城市规划教育事业的奠基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创办的城市规划教研室，开始只有６人，目前已发展成为城市规划系和城市规划研究所，专业人员近５０人，成为国内城市规划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基地。

金经昌为人师表，不但亲自编写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教材，亲自带学生外出调查，实践，亲自指导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还十分强调同学应把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城市规划设计的题目必须“真题真做”，１９５３年，就将规划设计的教学实践选在嘉定南翔镇，把学生带到现场进行教学实践活动，这个传统一直坚持到现在。

他还强调学生应具有全面深厚的工程、经济基础训练，指出城市规划工作者要与许多工种的专业工程师合作，如果自己缺乏必要的工程知识就很难合作好，也很难从全面综合的观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自己就对道路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应该“一专多能”，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工程经济知识，才能在城市规划方面成为专家。他认为城市规划的“专”应建立在“博”的基础之上。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展城市规划理论

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金经昌还经常参加一些规划设计活动。１９５１年，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最早的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一期工程的规划设计及同济新村的总平面图规划。在这两项规划设计中都探索了新的规划模式：道路分级分类，住宅成组成团布置，在争取好朝向的情况下，又通过规划手法打破行列式的单调。他把原有河滨组织在绿化系统中，每幢房屋附近均有小片绿地，又集中安排一些成片的绿地及草坪。这两个规划都在全国起了很大影响，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他对城市结构及道路系统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一个“分”字，即城市要“分块”，道路要“分流”，自行车与汽车要“分道”行驶。他的这些学术观点起初并不被很多人理解。通过他多年的大声疾呼，又通过他的学生们的实践，现已在全国各地规划中起了很大影响。

金经昌非常强调城市绿地的作用。他认为绿地是城市的“肺”，可以提供为城市生命所需的“氧气”。他认为上海的主要矛盾是中心区绿地太少，有一个较长时期上海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０．５平方米，这与“城市现代化”的距离太大了。他建议在上海市中心区应及早做出拆除破烂旧屋以增加绿地面积的全面规划。不少“噬绿工程”把过去遗留下来的“花园洋房”变成了“高楼大厦”是十分欠妥的。１９５８年，他与德国专家雷台尔为合肥作过一个风扇形布局的规划方案，从三个方向把绿地或农田楔入城市。合肥的规划后经多次修改但始终坚持这个布局模式，使今日合肥已成为一个环境质量标准很高的城市。

１９８０年，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金经昌再访阔别几十年的德国，亲眼目睹战后德国城市重建后高质量的城市环境，主要特征就是城市绿地很多。回国后他到处大声疾呼，要大力提高城市绿地标准，改善城市的布局结构，要力争做到：“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

金经昌认为城市规划工作者要有远见，规划图不是现状图，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为未来留下障碍。他常提起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北京路的改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１９７８年才把最后一段“瓶颈地段”按当年拟定的红线宽度拓宽了。他说，规划工作者就是要有这种韧性和耐心。

对某些建筑设计，他也往往以一个规划专家独具的慧眼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在上海新客站的规划设计方面，站址选在原来的东站，但因受地形限制，使主持站屋设计的建筑师们费尽了脑筋。在市政府领导召集的讨论会上，金经昌提出了经过长期思索的“采用南北两个入口，站屋架空在铁道上”的方案建议，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一致赞赏。根据这一建议设计建造的上海新客站，乘客可以从两个方向进出车站，有利于交通疏散，并且节约用地，在全国获得高度评价，并被列入上海“十佳”建筑。

学术上以我为主，博采众长

实践上提倡说实话，坚持职业道德

金经昌治学严谨，作风正派，敢于提不同意见，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认为借鉴国外经验要结合中国实际而不能盲目搬用，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认为５０年代搬用苏联规划手法，总体规划片面搞形式构图，轴线对称，居住区搞图案式周边布置，单纯追求“街景”，而忽视住宅朝向，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８０年代初，他又针对某些城市盲目学习西方大建高层建筑的偏向，尖锐地提出：“各在盲目学习西方高层建筑，以为非此无以体现现代化，中小城市也把主要财力投放在高层建筑上，使有限的投入无法满足正常的城建需要，同时建了高层建筑又没有省出更多的空地作为绿化和交通用地，这显然是不当的……”。

金经昌对一些历史文化古城盲目地追求宽大道路和片面地搞“旧貌换新颜”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些城市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对传统不应轻易否定，而应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目前经济力量不够，规划和建设水平也不高，应首先保护好原貌，留待后人精雕细琢地去规划设计。

金经昌为人耿直，嫉恶如仇，敢于直言，提倡说实话。他常以此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来教育学生。他对某些人以专家身份自居，却违背科学，揣摸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提一些违心的意见非常反感。他认为这不是帮了领导而是害了领导。某一个时期，某些单位及领导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占用绿地，搞“见缝插针”或建造一些密度很高的高层建筑，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不同意见。如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苏州市一些领导决定拆除苏州古城墙，请金经昌去“提意见”，设盛宴热情接待，金经昌坚持反对的态度，坚持到半夜也不松口。有关领导只好于次晨就礼送他出境。第二天，这座有着２０００多年历史的苏州古城墙便被拆除了。

著名的业余摄影艺术家

金经昌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而且又是国内著名的业余摄影艺术家。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他在上海主编过摄影杂志《飞鹰》，共２０期。他曾是中国摄影学会的理事和上海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１９６１年，他与刘旭沧在上海、南京、杭州、北京举办过“刘旭沧、金石声摄影艺术展览会”。１９８８年，又一次在上海美术馆举办“金石声摄影艺术展”。他在文化方面的素养是多方面的，现为上海市文联委员。他对篆刻亦有很深的爱好和造诣。他还参与编辑了《德汉词典》，翻译过电影《贝多芬传》等。现在他虽已年逾古稀，还在为一些摄影杂志撰文，又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些幽默的散文，而其主题又多半是他的老本行——城市规划。

(作者：董鉴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