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6日，笔者到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采访黄琳。黄琳有着江南女孩少有的高挑个头，面孔清秀，穿着淡淡的休闲装。如果不是在这特定场合，谁也不会将这个风华正茂的留德女博士与精神病人联系起来。
望女成凤：“我和你爸爸今生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黄琳的母亲叫李芳，今年53岁。李芳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个工人家庭，1968年到农村插队落户，一呆就是10年。其间，她和比自己大两岁的知青黄云兵结婚。婚后，根正苗红的黄云兵被推荐去读师范学校。三年后，黄云兵被分配到无锡一家大型国企的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又过了两年，李芳调回城里，被安排在丈夫所在的学校做清洁工。
每天必须很早就到学校搞卫生，还得给每个办公室打开水、倒垃圾，再加上丈夫在同一所学校里教书，李芳因此心里很不是滋味。生性要强的她认为，自己今天的结局完全是由于当年没机会读书造成的。她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女儿上大学，而且一定要让女儿出国留学；总之要让大家看看，我李芳不是没用之人！
从女儿上小学开始，李芳就每天晚上陪着女儿写作业，女儿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后，她还让丈夫出题给女儿做，女儿稍稍流露出不满，她就立即拿自己的经历对女儿进行“现身说法”：“你只有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成为人上人。要知道，我和你爸爸今生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小黄琳虽然未能完全听懂妈妈的话，但她明显地感到，她只要拿到高分或得了第一，妈妈就特别高兴。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读，再加上有个“常抓不懈”的妈妈，黄琳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小学毕业时，她以全区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当地最好的外国语学校；初中毕业时，她的综合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三，而且连续三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三好学生”，因此被保送到该校的高中部。
女儿的出色表现令李芳非常满意，那几天，李芳觉得自己连说话的嗓门都可以大一些了。她不仅故意把家里的收音机开得很大，还一反常态地带着黄琳四处串门。当别人以羡慕的口吻夸她“教女有方”时，她更是神气十足。她用炫耀的口气说：“这算不了什么，将来我女儿还要到国外去留学呢！”
黄琳没有让妈妈失望，1992年，她被保送进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本科毕业后又直接攻读本校的研究生。那几年，她是学校里出了名的优等生加考试能手。有这样的女儿，家长怎会不引以为荣？
孩子长大了，总会遇到情感方面的问题。李芳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每次给女儿打电话或写信时，她都再三叮嘱女儿：“千万不能谈恋爱。”她的理由是：女孩子只要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何愁没有优秀男人找上门！有一次，黄琳与母亲聊天，她试探着问：“妈妈，如果我现在谈男朋友，你会怎么样？”李芳当场就抹起泪来，说：“没想到你会这么没出息，小小年纪就想结婚，这么不求上进！”吓得黄琳赶紧说：“我是说着玩的。”
让李芳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2000年7月的一天，黄琳接到通知，她获批准公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得知这一好消息，李芳几乎从早到晚都笑得合不拢嘴，历来节俭的她破天荒一下子买回200多包巧克力，只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发，每发一次都大声说一遍：“我女儿马上就到德国读博了。”当别人表示祝贺时，她毫不掩饰地说：“是啊，我相信女儿博士毕业后一定会把我们接到德国去的，让我们老两口过好日子。”
[NextPage]不堪重负：“我整个人都要散架了，我真的好想家。”
2000年9月21日，李芳将女儿从无锡送到上海浦东机场，并再三叮嘱女儿：“一定要给父母争气。”
经过近15个小时的飞行，黄琳终于在当地时间下午5时30分抵达慕尼黑。一下飞机，天空乌云密布，她当即涌起莫名的恐惧——环境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举目无亲。不知是因为倒时差，还是因为思念家乡，那天晚上，她一夜未眠。
因为是公派留学，又是拿最高奖学金，刚到德国时，黄琳的生活还算宽裕，但李芳仍然省吃俭用，时不时给女儿寄些钱去。但这种情况在半年后便发生了变化，李芳在信中对女儿说：以后再也不给你寄生活费了。她还强令女儿勤工俭学：别人家的儿女出国后都往家里寄钱，只有你还需要父母给你寄钱，这样我们太没面子了。看完信后，黄琳才知道妈妈是因为受到邻居的“刺激”：邻居王阿姨的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前几天王阿姨戴了一条非常精致的钻石手链，是她儿子从澳大利亚寄回来的，这条手链使向来普通的王阿姨显得高贵了。不用说，黄琳读懂了妈妈的意思。
不久，黄琳选择了一份下午为当地华文报馆送报纸的工作。这份工作挣钱不多，却非常辛苦，她每天至少要跑50多户人家，要花三个多小时，如果遇到下雨报纸被淋湿，她还得自掏腰包赔偿。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每天送报回来，我整个人都散架了。好几次在送报途中，看着身边呼啸而过的汽车，我就觉得自己会被卷进车下再也起不来……”这是她出国后第一次向妈妈诉苦，她多么想听到妈妈说“孩子，别去送报了，妈妈舍不得让你受这种苦”，然而她等来的却是妈妈的鼓励：“从小到大你一直是最优秀的，我相信你以后也一定会是最优秀的。要知道，你是爸爸、妈妈全部的希望啊！……好女儿，坚持下去，只要你能挺过这一关，妈妈宁愿将来到德国给你按摩！”反复读完妈妈的回信，黄琳哭了。为了妈妈，她惟有坚持下去。
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黄琳辞去送报的工作，跑去侍候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应聘时，她与雇主说好每天工作时间是下午4时到晚上10时，但老太太总找借口让她多干几个小时，而且从来不肯加钱。当初还说好每天免费提供两餐饭，但老太太只给黄琳一点点残羹剩饭。黄琳忍了一个星期后向老太太提出抗议，老太太却拿出合同来警告她：“请记住，合同上只注明两餐饭，没有注明是什么样的饭。你若违约，我会告你的！”黄琳无奈，只好继续履行合同：每天下午一下课就急忙骑自行车赶去老太太家里，给老太太洗澡、端屎端尿，还要不停地听她吆喝。她照顾老太太的报酬是当初送报的三倍，但代价是没有了尊严。
2001年母亲节，黄琳终于为妈妈买了一枚钻石戒指。这枚戒指上的钻石虽然很小，但已让李芳满心欢喜。收到礼物的当天，她就给女儿打电话，夸奖女儿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能干的女儿”，鼓励女儿“再接再厉”。
妈妈的赞赏并没有解除生活给黄琳带来的巨大压力，黄琳感到疲惫不堪、分外孤独。她需要找人说话，可身在异乡又能向谁诉说心事呢？有好几次，她趁着星期天跑到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想感受一下那里拥挤的人群，想远离孤独，但德国人的生活习惯与中国人相反，越到星期天街上的人就越少。黄琳寂寞至极，写信向妈妈倾诉：“一到星期天，大街上总是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去教堂了，只有我像离群的小鹿，不知何去何从。妈妈，我真的好想家，好想无锡诱人的油面筋、可爱的大阿福，好想曾经去过的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好想所有认识的、熟悉的人……”写到这里，她的泪水忍不住淌了下来。
李芳虽为女儿的处境感到心疼，但对女儿的期望又使她在回信时变得冷酷无情。她严厉地批评女儿：“你越来越没出息了。当务之急是你应该在德国扎下根，好好学习，早点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拿绿卡、当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
看到妈妈千篇一律的回信，黄琳心烦意乱，感觉母爱就像窗外的阴云般越来越密地堆积在自己的心头上。她把妈妈的信扔在一边，倒头大睡，似乎睡眠能让她忘却一切烦恼。
[NextPage]良苦母爱：“不许胡思乱想，不拿到博士学位，你不准回来！”
因为每晚都要在零点以后才能回学校休息，黄琳的睡眠得不到保证，上课时难免打瞌睡。导师出于关心，几次问她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心事。含蓄而敏感的黄琳却认为德国导师不会理解中国学生内心的苦闷，更怕万一导师知道她的心事后会嘲笑她、嘲笑中国人，所以她什么也不肯说。导师只好耸耸肩说：“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
导师这句很随意的话令黄琳思考了很久，她觉得导师是瞧不起她。渐渐地，她开始对自己原本充满无限向往的国度产生极度反感，感到在那里干什么都不顺心。
2002年9月的一次专业测验，黄琳没有通过。尽管她知道那只是很普通的小测试，但还是感到巨大失落。她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逢考必过”，为什么读博士反而亮起了“红灯”……她将自己的失意告诉妈妈，很想在妈妈那儿获得安慰，谁知妈妈知道后大发雷霆，如天塌下来般，哭着痛斥她太不为父母争气了。
黄琳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学习效率越来越低，考试成绩也一次不如一次，但她不敢把自己的状况告诉父母。她十分想找人倾诉，但毕竟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到7000人，且分散在各地，想碰到都难。
黄琳心里有了怨气，开始从自责转化为责怪他人。她不仅觉得那个瘫痪在床的德国老太太和她作对，甚至觉得导师也不喜欢她，凡事都针对她；她觉得周围的外国同学不光看她的笑话，还在看中国人的笑话；她还觉得导师以前带她做的许多试验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在故意浪费她的时间和生命……
黄琳越来越沮丧，她不仅辞去了照顾老太太的工作，还拒绝跟导师进实验室，也不再做任何课题研究了。连续好多天，她除了到学校餐厅吃饭外，几乎足不出户。她老是觉得自己只要一出去就会被人暗算，只有躲在宿舍里才是最安全的。她把自己的这一想法打电话告诉父母，说自己想回家躲一躲，让父母找个地方把她藏起来。可还没等她把话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妈妈严厉的训斥声：“不许胡思乱想，赶紧好好看书。不拿到博士学位，你不准回来！”黄琳一下子傻了，继而全身发抖。她好怕啊！恍惚中，喝水的杯子成了别人迫害她的工具，水管里的水流声成了害她的人发出的声音，窗外的小鸟鸣叫成了喊她赶快逃跑……她害怕所有人，也不相信任何人。
2002年10月初的一天，黄琳没有向学校请假，更没有向导师道别，便悄悄逃回了无锡。
回到家已是深夜，黄琳一进门眼泪就流了下来，她紧紧地抱着妈妈，说有人要害她，要妈妈赶快给她“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她躲起来。李芳先是被女儿的样子吓坏了，后又问女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德国？你可是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就可以拿到博士文凭了！”黄琳连连往妈妈身后躲，战战兢兢地说：“我不回去了，那里有人要害我。”李芳语气坚决地说：“这绝对不可能！”
李芳和丈夫都不敢相信女儿出毛病的事实，更不愿面对这一事实。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面子！由于不愿让周围的人知道真相，他们没有就近带女儿到无锡的医院医治，而是在第二天一大早包了辆计程车带女儿赶去南京。
经医生诊断，黄琳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妄想型“被害心理”。在交齐6000多元住院费后，李芳和丈夫将女儿独自留在南京，连夜赶回了无锡——他们还得正常上班，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
一个月后，黄琳的病情得到了基本控制。李芳考虑再三，在离无锡市区40多公里处的乡村租了一间房子，将黄琳安排在那儿。她和丈夫以母亲生病需要照顾为由，分别请了半个月的假，准备在这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陪黄琳住一个月，然后送女儿出国。可黄琳一看到僻静的乡村、空旷的田野，就想起在德国寂寞的日子，不到10天，她的病又发作了，而且这次病情更加严重。
发病后，黄琳买来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等书，一字一句地细读、背诵，她说准备写一本类似的书，把这些年来别人对她的迫害呐喊出来。每天，她把自己锁在房子里，除了看书、思考，就是和小狗谈心。她拒绝见外人，无论谁来，她都觉得别人是来害她的。一向文弱的她出于“自我保护”学会了大打出手，不管谁来都拳脚相向。她养了一只纯白的狮子狗，给小狗取名叫“天使”。她说自己能听懂小狗的每一句话，小狗用爪子抓门，她认为小狗是发出信号——有人要来害我们；小狗一叫，她就忙着搬家……
一次“天使”叫唤后，黄琳不顾妈妈阻拦，执意搬回了无锡的家，躲进自己的小屋里，不吃也不喝。李芳万般无奈，只得给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打电话，请他们将她女儿接去治疗，但她提出这样的要求：不得用医院的救护车来接，必须在上午9时至10时30分之间来接(因为这个时间邻居都去上班了)。
黄琳的主治医生告诉笔者：经过近三个月的治疗，黄琳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她的意识也相当清醒。目前，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父母和亲人能够为她营造宽松、愉悦的环境，让她的病情不出现反复。
采访过程中，笔者说话非常小心。随着交谈的深入，黄琳变得异常敏感，哪怕听到门外的脚步声，她都紧张地四处张望。笔者不小心提到“妈妈”，黄琳竟惊得腾地跳起来，随即泪流满面地死死抓住笔者的手：“告诉我妈妈，我一定不辜负她的希望……”
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院长、我国著名精神病学专家邢芝青教授告诉笔者：目前世界上有4000万人患重精神病，而我国就有1600万人，并且近年来，我国精神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和实际能力不能与日益加快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人们的心理负荷普遍增加。
邢教授告诫天下父母：对儿女应“爱之有道”，不要盲目寄予不切实际的厚望，不要让他们原应自由高飞的翅膀不堪重负，以避免此类悲剧重演。(丁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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