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多年来采取一套非主流的教学法。他给上他的课的本科生布置作业：下去搞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可以很细小，但必须是第一手的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不准东抄西抄，人云亦云。
　　
　　他这个教学法，从在人大教书时开始，一直保持到他调到北大以后。人大学生的作业，已经精选成书出版，题为《都市的角落》，是他教的“城市社会学”的作业。后来他开了“消费社会学”的课，学生的作业又被编成《消费的秘密》，不日也将出版。郑也夫用自己的名气和出版社讨价还价：你们想出我的书，就得出这些学生的书。而且要付学生钱。钱多少可以另当别论，但不付钱没有门儿！
　　
　　书出来了。评价相当不错。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也颇为赞许：深浅先不说，至少这一篇篇的小报告抓住了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开拓了思路。
　　
　　回想一下前几年，我们斥资多少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钱烧了，房子盖了，博士课程上马了，但是大学教育还是没有改进。在这场喧嚣中，郑也夫的工作反而没有人注意。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改革是如何本末倒置。教育首先发生在课堂上。我们在创一流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提到了课堂？
　　
　　不久前《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随着中国大学的扩展，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类本科生比美国多四倍，但绝大多数质量低劣。这些人中，只有十分之一能胜任跨国公司“外包”到中国的工作。要知道，跨国公司一般把最尖端的技术留在国内。外包出来的工作，多属于低端的创造性不高的重复性工作。连这样的工作也才有十分之一毕业生能适应，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干什么？
　　
　　现在是反省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了。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改革的，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这一改革分两个方面。第一，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训练学生创造知识。理工科的大课之外必须有实验室的工作。文科课程则应该设讨论班，把大课的班分成小班，由研究生主持围绕所学内容进行自由讨论。我自己在国外教书时，就反复对学生强调一点：你们在高中时，一天到晚考试，考试的目的是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所以你们总要死记硬背。如今进了大学，我们更关心的是“你知道什么”。你毕业后找工作，别人雇佣你不是因为你记住了哪个皇帝哪年死的，而是你能提出你自己的看法，对你的雇主有用。大学就是要培养你这种能力。这也是讨论班的意义所在。
　　
　　第二项改革，则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作研究。最近，一些美国的教授提出，要维持美国的创新力，必须要求每个大学生作研究。实际上，在美国一些好大学，你就会发现许多学生参与由教授亲自主持的研究项目。到香港读书的一些大陆学生也有反映：在那里，学生常常要参加教授领头的研究团队，和大陆的大学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实际的研究，学生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懂什么，不懂什么，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还有什么欠缺，体会到创造知识的艰辛。这样的过程，不仅增加他们的创意，也刺激他们更有目标地学习新的东西，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
　　
　　所有这些，并不需要大笔的经费，需要的是许多像郑也夫这样的教授。大学的管理者们，应该把眼睛放在这些能够真正改变教学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