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实习生调查：上海女孩在联合国
置装费、整容费、写真费……如今大学生的求职费用名目繁多，金额急升，竞争的激烈与残酷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越来越厚的简历里，实习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于是，多少年轻人为了争夺实习机会而“削尖脑袋”，四处奔走。
在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看来，这样的故事近乎传奇：只需坐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发发邮件，就能得到赴美国纽约去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机会。率先完成这个“童话”的，是一个拥有想象力和自信心的上海女孩。
而对那些每天搭乘地铁公交出入上海大街小巷的外国实习生来说，跨国实习根本不足为奇。他们半工半游，有的在实习之后留在中国，与中国大学生一起竞争谋职。
求职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韩 波)
在联合国的实习是整个人生都值得回味的，2万元钱是否能换回充实的体验，“要靠每个实习生自己在联合国的努力”。
撰稿／记者梅璎迪
12月中旬，上海开始阴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教室里，25岁的潘菁蕴穿着羊毛短裙，裹着红色围巾。这位几天前被媒体称为“踏入联合国第一上海实习生”的2004级英语语言文学系研究生，今年还没有毕业。
2006年6月5日，是潘菁蕴第一次走进联合国大楼的日子。她也许没有意识到，联合国等待这一步已经足足20多年。在她的脚步后，是纷至沓来的跟随者。在她进入联合国实习3个月后，她的2名同班同学成为第二批联合国实习生；6个月后，更多的上海申请者开始拨打潘菁蕴的电话……
申请通途
联合国大楼面向大海的办公室里，贾运起礼貌而热情地握起潘菁蕴的手，此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将是潘菁蕴在联合国的实习指导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通过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培训班被派往联合国工作的贾运起，目前已是联合国大会与会议管理部术语参考科资深中文术语专家。
贾运起说，潘菁蕴是他在联合国遇到的第一位从国内直接申请过去的实习生，也正因此，当初在挑选实习生时，他一眼就从一长串候选名单中选中了她。“这是机缘吧。”潘菁蕴抬头一笑，说后来在联合国只要和一个中国人擦肩，大家的眼睛都会放光，这种“家里人”的感觉让她很能想象得到贾运起在选择她时眼里的光芒。
2004年5月，总部位于泰国的亚太经济社会论坛ESCAP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第60届年会，潘菁蕴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志愿者招募渠道获得了联合国秘书处下设会议管理部的志愿者工作机会。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泰国总部的实习生。对方告诉她研究生通过网上申请就可以去这些国际组织实习。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潘菁蕴根本没有多想，也没有把去国际组织实习当成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只是这样一颗种子不知不觉中潜进了她的心底，悄悄生根发芽。
一年半后，2005年11月，已是研究生二年级的潘菁蕴突然萌发“去做点有趣事情”的想法，埋在心中的念头被一触即发。她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是，又为什么不呢？
上网搜索“联合国＋实习”，很快在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找到了实习的通途。登陆、注册，按照网站提供的格式提交实习申请表、英文简历和一篇说明为何申请此项目原因的英文短文。不到一个小时，潘菁蕴就完成了所有实习申请手续。“比国内一次求职程序还要简单。”潘菁蕴神采飞扬，口气轻松到仿佛只是一次“交作业”。
在短文中，潘菁蕴写道：自己是个英文专业的研究生，去一个说英语的母语国家实习将会使自己的英文综合能力大有提高。长久以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东方文化背景中，而美国，尤其是在纽约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组织中，跨文化的大氛围对帮助自己理解多种文化多元共存将是个很好的途径。潘菁蕴说，写这篇短文时自己非常清楚为什么要这个机会，所以就很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完全没有虚飘飘的高帽子或者遥不可及的崇高理想。”
接下去的日子遥无音信。当初一跃龙门的勇气和希望随着漫无边际的等待被逐渐消减得支离破碎。“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潘菁蕴告诉自己，成功或者失败，自己都已经尽力。
4个月后，就在潘菁蕴几乎不再对这件事抱任何希望时，联合国戏剧性地给她发来了“恭喜你”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联合国诚意邀请潘菁蕴在2006年6月5到8月5日前去纽约联合国大楼实习，并根据申请表上所填志愿，安排她在2年前工作过的大会与会议管理部。
“完全没有想到去联合国的实习申请会这么突然就批复下来，顺畅得有点超乎想象。”朋友们羡慕地吃惊地怀疑地看着这个即将踏进联合国的实习生。只是在他们心里，要去那样的国际组织实习实在是件高不可攀的事。和潘菁蕴本科起就同窗的孙一，研究生班的同学沈翠萍，相信潘菁蕴靠的并不仅仅是运气，她们决心要用实际行动去再次印证。
在潘菁蕴的指点下，4月4日，孙一提交申请，6月8日得到邀请，4月20日，沈翠萍提交申请，6月16日得到邀请。两人在潘菁蕴去往美国3个月后也一同踏入了联合国大楼，成为20多年来第二批直接从国内申请过去的实习生。
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的3名女学生在如此紧凑的时间段内相继获得联合国邀请前往实习，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她们所说的“给机会去锻炼英语”。联合国实习生办公室曾向沈翠萍证实，每天都有几百封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申请，“被选中的几率非常小”。3人成功获得邀请其背后透露的信息是，在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联合国，需要来自中国国内的实习生。
我们在联大
2006年6月5日，是潘菁蕴到联合国大楼报到上班的第一天。从住地皇后区到联合国大楼，一路搭地铁、换巴士，需要一个多小时。当潘菁蕴提前半个小时来到联合国大楼时，她惊讶地发现位于第1大道46街的入口处外，来自世界各国的实习生已经排起了长龙。
态度和蔼的实习协调员为她办理了实习登记注册，并交给她一张出入安保的巧克力色实习胸牌，上面除了有“实习”字样外，还清楚地写着自己所在部门。在以安保严格出名的联合国，不同工作人员的胸牌完全不一样。正式员工的胸牌在对角线上有红白条纹，大使团的胸牌一色深红，志愿者胸牌则也是巧克力色，但没有实习字样。
出入联合国大楼检查随身物品是一项例行规定，在这里，水是不被允许带入的，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也都要取下来，这一点往往让男士们尴尬不已。赶着开会的日子，他们就要边跑边解着皮带去安检。每逢有重大会议召开时，安保还要另外发放通行证件，几证齐全才能畅通无阻。
潘菁蕴在联合国大楼第一天的实习任务是“好好学习”。安全知识、组织结构、《联合国宪章》的解读……“有点像国内的新生教育，但他们很强调实质性内容。”潘菁蕴说，给她们培训的联合国官员谈吐优雅，很有技巧地消除了大家一开始的陌生感和紧张不安。
潘菁蕴实习的大会与会议管理部术语参考科，其工作内容可能在国内都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专门负责为联合国术语进行及时更新的机构。文件中的专用名词，一个概念或是事物的规范化称呼，都属于术语范畴。让潘菁蕴常常烦恼的并不是一些“宏观经济”之类的名词注解，而是一句话中“的”的存在与否。“比如‘政府协议’，还是‘政府的协议’就是我必须要区分清楚的。在国内我们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会是个问题，但在联合国，因为同时有多种语言的交汇使用、语言互译，这个平时用得最多的‘的’现在反而成了联合国中文语言的一个疑难杂症。”
要解决这样一个疑难杂症，潘菁蕴的工作量相当庞大。导师会先给她一些建议，然后她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寻找答案。查阅国内主要媒体对于这一用词的提法是有益的参考。然而有时即便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此的表述也并不统一。在缺乏国内确定性表达支持的时候，联合国历年文件中的提法、国内公开资料中的表达等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那可不是个容易培养成就感的部门。”潘菁蕴说，有时候即便劳碌一天也可能找不到答案，这项工作务实却十分琐碎，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互相报以微笑，和善宽松的氛围下，她不仅从来没有厌烦过，可能正在逐渐喜欢上，“这也许正是联合国一种特殊的工作氛围”。
实习生大家庭
在联合国，实习生绝对是个惹眼的群体。他们年轻、他们OPEN(开朗)、他们朝气勃勃地寻找着任何机会。和潘菁蕴一同参加2006年暑期项目的150多位实习生来自1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实习生有10人左右，但除潘菁蕴一人是直接从国内过去之外，其余都是在世界各地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国内环境没有渠道，也没有这个意识。”潘菁蕴说。
在来到联合国的第一个星期，潘菁蕴就找到了实习生自己的‘组织’，这是一个完全由实习生自发成立的社团，宗旨就是为所有在这两个月内一起实习的所有实习生制作一本纪念册。社团活动完全工作化，每个星期社团委员都要召开一次工作午餐会，确定纪念册制作进程和事务性安排。会后，每个人就按照各自的责任分工快速行动。在最初的几周时间里，潘菁蕴承担纪念册的设计和实际实施工作。
联合国大楼二层记者招待会大厅内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联合国标志，是纪念册实习生大头照拍摄的最佳背景地。但经常性召开各类新闻发布会的场所性质决定了大厅的时间安排相当不固定，为借到这个场所，潘菁蕴和大厅保安达成协议，短期内如果有空场的时间段就通知她，立即组织实习生过去见缝插针拍摄照片。
“事情很琐碎，但我有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我另外一个锻炼学习的途径。”潘菁蕴在日记中写道：做联合国的实习生，需要运用各种敏锐的感官，去体会这一最高国际组织不成文的“文化”。当然，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去做什么。
那一期和潘菁蕴一起进入联合国大楼的实习生一共有150多位，其间不断有人加入，等到最后拍完纪念册清点时，已经有191名实习生。在邀请当时联大主席安南和实习生拍摄“全家福”的那天，正好是塞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成为第192个成员国的日子，集体照中所有的实习生加上安南也正好是192，“这种政治性的巧合意义在以前也许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当我身处联合国，当我成为全家福其中一员时，意义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一面。”
潘菁蕴说，自己曾担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否能够很好地彼此理解和沟通，但后来她发现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这样一个越是国际化的组织里，包容性也就越强。“所以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发挥好自己就行。在联合国，你会发现自己的标签已经变了，在上海，你的标签可能是华东师范大学，是个英语系的研究生，可是在联合国，你的标签就是中国人，甚至在某些场合就是亚洲人。当你感觉到这种无形的标签时，自豪感和对祖国的情感是最由衷、最真切的。”
中国人的标签，让潘菁蕴在联合国认识了世界各国的许多实习生朋友。每天早上10点过后，实习生们就开始通过一个专属实习生自己的BBS平台互发邮件，邀请不同国家的实习生共进午餐。餐桌上，没有特别的话题，没有严肃的讨论，不同文化背景成长起来的实习生最真切地介绍着自己国家的生活。一开始只是两三人的小聚餐，不断有其他国家的实习生加入交谈，最终一顿平常午餐往往就成为了这个世界性组织实习生们的一个国际交流平台。
当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实习生开始聊同一个话题时，强烈的地域感和文化差异显露无遗。潘菁蕴清楚地记得世界杯期间，不同国家的实习生们常常围坐一桌一边吃着午餐，一边看着球赛报道。
“对世界杯，每一个人的立场都很不同，很多亚洲实习生都会支持日韩，而欧洲国家的实习生互相支持的队伍就分得很明确。看着我们热火朝天地议论着世界杯，美国实习生的态度就显得有点不屑一顾，仿佛他们的世界中只有自己国家的棒球赛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每个人意见都高度不同的地方，让你感觉就是浓缩了整个世界。”
学会承担责任
在去联合国之前，潘菁蕴和她的同学们就已经在上海很多地方实习过。不承担具体工作，不需要为一个问题坚持己见，在国内的实习就是“体验一下，仅此而已”。在正式成为一个单位的员工之前，实习生永远都是办公室里特殊的一群人，融不进去，也无法走进单位的具体运作中。
第二批去联合国实习的孙一9月5日到联合国报到，9月12日就遇到了联合国第61届年会召开，孙一实习所在的公共信息处决定制作一份集锦来纪念61年来联合国走过的道路。她和3位同事被分派分别承担一部分内容的编辑。孙一负责的项目是安理会61年。
“当时我很诧异，一个实习生竟然和有着30多年经历的资深员工承担一样的工作，在联合国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当作实习生看待。”孙一说，接到任务一瞬间那种被信任的感觉简直“棒极了”，几秒钟后随之而来的超强压力也让她一度“焦头烂额”。“看着他们轻而易举就能上手的工作，我却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这项工作留给孙一的时间是两周。她很明白，自己如果为赶进度冒然唐突上手，其效果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她必须先为自己找到两个答案：“我是否对安理会有清楚全面的认识了；我主观认为重要的方面，是否就真是重要的。”
为了寻找答案，她报名参加了两个图书信息搜索能力培训班，帮助自己更直接便捷寻找需要的互联网信息。“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同事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一半的工作量了，我却还没有开始。”不过孙一明白，磨刀不误砍柴工。整整第一周时间，她没有做任何实际性操作。按照逻辑框架一步步搭建着自己理解的安理会61年道路。
事后，孙一导师给她发了封邮件，对孙一赞扬有加：“就像我们的正式职员一样，一点都不差。”
当然，在联合国实习，就一定有自己的规则。沈翠萍清楚地记得，她在联大有过一次“非常的脸红”。她实习所在的大会与会议管理部对每一次会议都要有完备的记录。选举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沈翠萍被派去记录他们的会议，有一场委内瑞拉和危地马拉的投票选举，竞争激烈异常。那时候沈翠萍就坐在会场后方的工作人员区，目睹了整个选举的全过程。“每一次投票，当一国高出几票时，支持这个国家的他国代表就会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听到大家都在鼓掌，也就一起跟着鼓起掌来。导师立即用眼神示意我，再一看，工作区域的其他同事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安静，没有一个人对选举结果表示高兴或者沮丧。虽然当时我不明白鼓掌有什么错误，但还是为自己的这一‘出格’举动脸红了半天。”事后，导师告诉沈翠萍，进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必须保持态度的中立，在这个国际组织中，雇员不再代表任何的国家，而只是一个国际公务员的身份，当选举这种政治性很强的事件发生时，一个工作人员更不能参与其中。
这样的潜规则潘菁蕴也遇到过一次。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加拿大籍实习生在申请联合国的培训课程时遭到一位黑人妇女的拒绝。对方给她的理由是：“培训课程的人员已满，而且鉴于你不是正式员工，我们有理由拒绝你加入。”得到这样一个答复，这位实习生非常生气，回到家后她给所有联合国的实习生群发了一封邮件，将她的不快遭遇一吐为快。信中，她说自己被一个“black women”(黑人妇女)拒绝了。
第二天，30多位联合国黑人实习生集体发出抗议信，对这种称呼表示强烈不满。“用black去定义一个人，黑人会很敏感。”潘菁蕴说，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一封发发牢骚的邮件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了平息这件事，一位南非实习生邀请事件双方人物共进午餐，餐桌上冰释前嫌。
由于去联合国实习完全是志愿无偿行为，在美国如何生活是摆在每个实习生面前的问题。“你在美国有朋友、亲戚，哪怕是同学，所有的关系最好都用上，这对在美国生活非常有帮助。”潘菁蕴很清楚，只身一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两眼一抹黑的境况。没有人会告诉你该往哪里去，晚上该住在哪里，“衣食住行”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因素。
当然，在美国友情和金钱是绝对二分的。潘菁蕴父母远在纽约的朋友为她们3位上海大学生解决了最重要的住房问题。尽管距离联合国大楼需要近一个小时车程，潘菁蕴还是以450美元的超低价格租下了朋友那幢别墅地下一套带有独立厨房、客厅和卧室的公寓。寸土寸金的纽约地价，没有房东愿意做客源不稳定的两三个月短期出租。在潘菁蕴所能找到的出租房里，租金最为便宜的也高达每月500美元，一般的住房每月最低也要七八百美元。这笔费完全由实习生自己承担，因此能找到价格相对合适的房子对她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房租和机票是3位女生在联合国实习期间最主要的支出，每人花费平均都在2万元以上。“回国后，很多获悉这个渠道的同学开始询问我，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值得。”潘菁蕴说，在联合国的实习是整个人生都值得回味的，2万元钱是否能换回充实的体验，“要靠每个实习生自己在联合国的努力”。
迪斯尼之行：需要更多的渠道
海外实习生在迪斯尼不仅是要付出体力劳动的实习者，还是需要学习相应课程获取美国高校学分的交流生。
迪斯尼之行
美国东部时间2006年12月19日凌晨1点15分，迪斯尼员工班车载着最后一批下班的实习生驶离乐园。车上，戴晶矗面色困顿，昏昏欲睡。因为圣诞节的临近，迪斯尼乐园开始推迟闭园时间。
从2006年8月份启程赴美参加迪斯尼“国际大学项目”(DISNEY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OGRAM)，戴晶矗在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乐园当实习生已经快4个月了。有别于东京、巴黎、香港的迪斯尼乐园，佛罗里达州迪斯尼乐园面积巨大，包括Magic Kingdom Epcot Animal KingdomMGMStudio 4个主题乐园，2个水上乐园，18家酒店，3个高尔夫球场和1个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中心区，面积几乎是香港迪斯尼乐园的100倍。
戴晶矗和所有迪斯尼“国际大学项目”实习生一样，都被安排住在距离乐园不到20分钟车程的别墅区里。每周戴晶矗要实习5天，每天上班6到8个小时，每小时收入6.4美元。在迪斯尼实习的岗位从不固定，为了不让实习生对简单劳动和重复工作产生厌烦情绪，并尽可能感受到更多的品牌运营知识，每天甚至每小时，戴晶矗都可能会被换到一个新的岗位去。维护游乐设施运作、销售纪念品还是去做餐饮服务，实习生们无法预知。
每周，戴晶矗还要安排8个小时用于学习传播学和组织领导力课程。这是迪斯尼大学项目中相当重要的一环。迪斯尼并不直接面向海外招收实习生，通过和美国本土高校的合作，由高校先招收海外学生，登陆注册给予美国高校学生身份后，海外学生才能进入迪斯尼实习。因此，海外实习生在迪斯尼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要付出体力劳动的实习者，还是需要学习相应课程获取美国高校学分的交流生，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途径完全一致。
戴晶矗在迪斯尼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美国州立蒙特克莱尔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的学生。
2006年上半年，作为上海师范大学友好学校的美国州立蒙特克莱尔大学来沪访问，对上师大留下深刻印象。临走时，他们向上师大提出迪斯尼实习项目，当日，上师大便将招募信息公布在校园网上。然而，问津者寥寥。
两个星期后，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家平偶然获悉有这样一个机会，怦然心动，立即跑去学校国际交流处查证。2005年10月，张家平刚刚访问过美国迪斯尼，“到了那里你才知道什么是国际一流品牌”的深刻感受，让她“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送出去感受一下”。早在2005年暑假和2006年春节时，人文与传播学院就曾两度组织学院学生前往日本爱知世博会和香港迪斯尼考察，行程紧张而充实。在张家平心里，“让学生走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的想法根深蒂固。
回到人文与传播学院，张家平兴奋地告诉学生们这个“绝好机会”，口口相传，其他学院的部分学生也开始报名。
几天后，事情陡转直下。一些学院提出，出国实习的学生毕业要延期，国内外学分是否能对接上还需商榷。与此同时，家长方面也传来了质疑声：孩子出去“打工”(实习)，为什么还要我们自掏腰包5万元？
相比联合国完全无偿实习，迪斯尼会按时间支付实习生工资，扣除每周房费后实习生能保证基本的生活开销。但前往美国的机票费用，加上支付给美国州立蒙特克莱尔大学一学期的学费，抵消实习工资后，依然有2万元左右人民币需要学生自己负担。“不明白这个项目的家长以为，孩子到美国去，就跟在上海的乐园里当纯体力劳动者一样是挣钱去的。”张家平说。
8月11日是蒙特克莱尔大学报到注册的日子，上师大的学院却还在为是否要让学生成行犹豫不决。处于僵局之时，主管教务的项家祥副校长和主管外事的陆建飞副校长果断拍板：把学生送出去！所有问题学校想办法解决。张家平所在的人文与传播学院以院长孙逊为首的院务委员会鼎力支持，包括戴晶矗在内的12名学生顺利获得签证，成为美国迪斯尼乐园国际大学项目开办25年来第一批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习生。
需要更多的渠道
和戴晶矗住在同一幢别墅的是2个罗马尼亚实习生、2个英国实习生，和1个在荷兰读大学的杭州留学生。每年，迪斯尼都会招收几千名在校大学生进入乐园实习。其中包括美国本土的实习生和通过美国高校进入的海外实习生。美国本土实习生申请相对简单，网上申请或者学校现场报名后，通过面试即可。海外学生则需要通过一所美国大学的“搭桥”，对学生身份进行担保后再进行面试考核。面试并不具备选拔性质，侧重考量学生语言是否过关。
项目开办25年，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实习生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通过国外学校获得实习机会，另有一些中国香港地区的实习生则是通过香港迪斯尼渠道前往。而在中国大陆，没有渠道。
如果不是蒙特克莱尔大学的实地访问，迪斯尼对上海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人多得睡觉要在马路上”。戴晶矗年长的指导老师对着她说出这句话时，迪斯尼还在用上个世纪的眼光看中国。
“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这样的信息，以前国际合作的项目多，但提供实习机会的屈指可数。”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华华处长感慨万千。长久以来，缺乏来自中国大陆实习生的声音，低经济收入，低语言能力的过往定势思维，阻碍着迪斯尼看到一个正在大步前行的中国。华华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以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国际竞争中的出色表现，让美国开始重新考量中国学生，跨国实习的大门直到最近才逐渐向中国打开。在此之前，上海高校对跨国实习概念普遍的理解是，毕业生在被用人单位录用后，派往公司位于海外的总部“锻炼”一段时间。
而当为数不多的跨国实习机会出现在面前时，不同国家间的体制运作和经济基础再次竖起了屏障。两三年前，爱因斯特组织曾向上海师范大学提出过跨国实习意向，最终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成行。爱因斯特的跨国实习运作是将跨国实习双方的学生进行互换，互相支付学生的实习工资，并免费提供学生实习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上海师范大学来说，送出一批学生的同时，学校要接受同等数量的外国学生，支付他们在中国的所有生活费用以及实习工资，“对学校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权衡再三，学校没有促成这一次的跨国实习。
尽管如此，上海依然在努力尝试开拓跨国实习渠道。前有华东师范大学3名女生依靠个人力量成功踏进联合国实习，后有学校力挺促成迪斯尼第一批中国大陆实习生，跨国实习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我现在还有个打算，想让我们对外汉语系的学生今后能到泰国、菲律宾的学校去实习任教。”张家平兴奋而又小心翼翼，过往有毕业生被这些国家的学校招聘去当中文老师让她看到了其中的蹊径。“这些学校既然有中文老师的需求，我们就让学生过去实习教中文，让这些国家成为我们的海外实习基地，全球中文热，一定会有很多国家需要中英文人才。找到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我们的跨国实习还会那么难吗？”
华华也说，学校现在有100万元市教委拨下来的留学基金，可以接待一批外国留学生，这也就意味着，3年前的那场尴尬将得到圆满解决。
跨国实习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次海外经历，国际品牌背后蕴含的无形价值是众多跨国实习生更为看重的。戴晶矗说在美国很多地方都非常看重员工是否有大企业的实习经验，迪斯尼的实习辛苦而又充实，让她切身体会到这个国际品牌“绝对不是借着名声在炒作自己，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和品牌力量”。前几天她向上海世博局推荐自己，并谈了国外组织活动的做法，世博局非常感兴趣。
采访结束时，华华透露一个消息：学校正在和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沃尔玛公司总部商讨跨国实习事宜，“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所结果”。
在“幻想世界”上班：孩子和快乐最重要
在这个童话般的公园里，孩子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撰稿／戴晶矗
今天上班的时间是晚上7点15分到凌晨1点15分。MAGIC KINGDOM每天的开放时间都会不一样，快要圣诞节了，今天晚上结束得比较晚。
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DISNEY WORLD里的很多项目却还没有玩过。今天一早就和同学去ANIMAL KINGDOM玩。这个公园听上去是动物园，但既然是DISNEY开的，就有很多的特色，不仅有《狮子王》、《NEMO》等大型音乐剧，还有会倒过来开的过山车EVEREST。公园里到处可见仿造亚洲和非洲风格的房屋和商店。虽然来过这个公园两次，但因为公园实在太大，依然有很多游乐项目没有来得及玩，直到这第三次才差不多玩遍。
DISNEY大得真是挺夸张的，下午4点我乘坐ANIMAL KINGDOM到DISNEY的车，在从那里坐轻轨到我上班的MAGIC KINGDOM。在公园里换车就像城市里换交通线一样，路程绝对不短。
到了公园之后通过常规的开包检查，进入员工通道换制服，鞋子。DISNEY有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员工制服间，每个小区域的不同工作都有不同的制服，单我工作的公园就将近30种，DISNEY对员工鞋子的要求也很高，我上班的地方要求穿黑色皮鞋，还不能有过多的花纹。
换好制服到专门的电脑进入CDS系统CLOCK IN，类似于中国的打卡，完全电脑操作，系统会当场告诉我今天该去哪家店上班。
我上班的地方因为被称为幻想世界，所以店的设计都很漂亮，有特别多的长毛绒玩具，这些是每天最抢手的商品，店里小朋友很多，DISNEY规定如果没有客人付账的时候，店里的员工必须要与店内的客人聊天或者理理货，所以我没事的时候就陪小孩子玩。在迪斯尼，如果孩子和父母走散，我们会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父母走失”，在这个童话般的公园里，孩子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今天6个小时的班只有半小时休息，我到休息室的冰箱里拿了在宿舍做好的饭盒带到餐厅吃，这个餐厅是这个公园里最大的员工餐厅，总是很热闹，还有4台大彩电供我们消遣，我喜欢边吃饭边看着电视，然后和同事们聊聊天，带着好心情回去上班。
公园通常半夜12点下班，我们要在关门后把营收款整理好交给财务部门，随后还要在店里整理货架、补货。全部做好后，还要开个类似中国的小结会议，大家就随意找个舒服的维尼小熊店坐下，经理总结一下当天的情况并且通知一些新安排。
下班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15分了，回家的班车每20分钟有一班，在车站等了没多久车就来了，这些班车是专门给参加这个项目的大学生们坐的，通常下班的车上会很热闹的，叽里呱啦充斥着各国各种语言，但今天比较晚了，大家都很累，车上就听听音乐，打个小盹。30分钟后我到达别墅区，洗了个澡迷迷糊糊地入睡了。
国际“红娘”的中国行动：选拔机制独特
爱因斯特奉行的是对等交换原则，成员国之间每送出一个跨国实习生，就要同等接受一个国外实习生，进入本国的企业或者高校科研院所。
撰稿／记者梅璎迪、记者金姬
德国人托马斯·布伦纳(Thomas Brenner)在上海金都路的奥斯特(中国)有限公司上班，他曾是爱因斯特中国办公室自己接受的第一个海外实习生，由于工作出色而被企业留了下来。“他是通过我们爱因斯特到中国实习并最终留在这里工作的第一批外国人之一。”爱因斯特中国秘书长郭涵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2000年爱因斯特项目进入中国以来，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爱因斯特进行跨国带薪实习，近1／3的中国学生在出国实习后留在那里工作或深造，而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也愿意留在中国施展抱负。
作为企业、高校和学生三者之间的国际“红娘”，有着近60年历史的爱因斯特在发达国家已具备相对成熟的运作机制。而它在中国6年多的经历，不仅圆了许多中国学生的“出国梦”，也推动了国内企业及高校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过程，催化人才在全球化的平台上良性流动。
对等交换
爱因斯特(IAESTE)是“国际大学生实习交流协会”的中文译音简称，其历史可追溯到二战后。那时的欧洲一片废墟，英国伦敦帝国大学的詹姆斯·纽比(James Newby)先生认识到，在青年中增进互相了解和交流对于世界和平十分重要，于是就在1948年成立了爱因斯特。最初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士、瑞典、法国、英国等，其宗旨是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年轻人，通过共同学习与工作，在实际接触中增进了解、宽容和交流。
作为一个由各成员国委员会组成的联合体，爱因斯特不设总部，运作方式是由各成员国定期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和总秘书长，负责协会总体协调、制定规则和对外宣传。具体的交流事务由各成员国之间以约定的方式和规则进行。爱因斯特每年1月召开一次年会，除了进行本年度的交流外，还负责成员国之间的协商和双边合作。
爱因斯特奉行的是对等交换原则，成员国之间每送出一个跨国实习生，就要同等接受一个国外实习生，进入本国的企业或者高校科研院所。近60年来，爱因斯特组织稳定发展，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4000多家公司，1300多所大学、研究所和教育机构参与交流；每年跨国实习交流量达6000人，累计交流总数超过30万人。爱因斯特提供的实习工资足够维持当地生活水平(例如：到中国实习的外国学生一般是每月1500元薪资＋1500元房贴)。
爱因斯特会对每个申请海外实习成功的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为鼓励中国学生前往亚洲、欧洲和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爱因斯特实行拉大费用差距的收费政策，但控制学生的个人总经济负担。大部分的收费低于1万元人民币，其中有些实习职位的费用低于5000元。但也存在极少数收费高于2万元的实习职位。据称，从纯经济角度考虑，最高封顶收费4万元，而实习生的净收入可能也会有好几万元；而收费在1万元左右的实习职位，学生可能没有结余，甚至还要自掏腰包。
对此，郭涵芳的解释是：“爱因斯特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中国人的理解可能是‘不收费’，但在西方，非营利组织是两点定义：股东不分红；组织解散时，财产归社会。爱因斯特(中国)的所有收费都用于国际实习生交流项目。迄今为止，我们向学生收取的这部分费用只占到整个运作所需的1／3，另外2／3是由企业会员和我们理事长个人捐献支持的。”郭涵芳说，爱因斯特的原则是：如果你恶意浪费我的实习机会，费用不退；但如果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实习无法完成，费用一概退还。
水土不服
爱因斯特在中国一度“水土不服”。
2000年，爱因斯特从美国登陆浙江，当初的运作模式用郭涵芳的话来说“完全靠浙江企业、学校的朋友帮忙”。爱因斯特(中国)理事长吴少海博士曾是位风险投资家，在长三角地区有很好的企业关系网络。进入中国之初，现任副理事长陈育旺先生承担了开拓工作，爱因斯特将大量精力投放在这些企业关系上。沿海企业是否具备了开放的理念来面对跨国实习生，爱因斯特心里并没有底。
然而一切似乎很顺利，项目上马，海外实习生如期抵达浙江企业。可是，不少企业家并没有理解跨国实习的真正含义。实习生来到企业后不久，他们就成了“拿工资的闲人”。没有具体的岗位安排，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海外实习生在中国企业开始“带薪休假”，拿着企业支付的实习工资，他们外出背包旅游。
结局不如人意。海外实习生抱怨荒废时间学无所长，企业家心中暗暗计算着数目可观的实习工资，两败俱伤的状况让跨国实习在中国举步维艰。
其实早在上世纪末，爱因斯特总部曾就开发中国市场实地调查，学生踊跃出国的热情和中国企业表现出的“畏惧”情绪反差巨大。此时恰逢年轻一代出国热潮涌动，源源不断的学生寻求着任何可以踏出国门的机会。而企业界普遍坚守“外事无小事”的律令，他们不愿承担任何可能带来的额外风险。海外实习项目单方面的通畅无法促成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爱因斯特在中国遭遇搁浅。
200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气候变化让爱因斯特决定再度试水中国。在最先登陆的浙江，爱因斯特选择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早期工作靠一些学生和兼职人员来完成。“那时候我们每年的交换实习生名额只有8到10人，学生完全不收费，企业这方面就依靠浙江的朋友帮忙，运作机制不健全，中国本土条件不成熟，让爱因斯特在中国最初做的一批实习交流的质量不高。”郭涵芳说，在大家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时候，有学生愿意出去，有企业愿意接受，他们就努力去促成，然而运作机制不完善导致的错误无可避免，其间甚至发生专业送错的情况，化学专业的学生被送到国外机械专业的实习岗位上。
2003年，郭涵芳开始全盘接手爱因斯特(中国)的管理和发展工作。她更注重开拓这个项目的内在价值。企业的支持不能再简单依靠“朋友帮忙”，必须让它们意识到跨国实习生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提升。中国企业讲究经理的权威性，西方国家注重人的平等性，两种文化的摩擦不可避免。郭涵芳说，不少企业老板曾向她抱怨底下的经理经常因为管不住国外实习生而怨声载道，“这其实就是锻炼经理管人的方式，是企业走向国际化过程中必须先练好的功夫。”
练功夫当然会吃苦头，不久前一位瑞士实习生就在中国企业遭遇了“开除门”事件。医药专业的瑞士实习生申请到中国医药企业实习，中国企业欣然应允，并开出比企业一般员工还高的每月1500元工资，外加免费提供食宿优待。企业希望通过这笔“小代价”帮助企业打开瑞士的市场。而此时瑞士实习生心中想的却是“学习整个中国企业的制药流程”。在双方各自都带有过高期望的目的时，摩擦发生难以避免。
矛盾随着实习的开展愈发激化，瑞士实习生以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先入为主，认为在中国企业中也是一个螺丝一个钉，岗位固定责任明确，期待着中国企业带他进入流程工作，但相对松散开放的中国企业不但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更希望他能自主开拓瑞士市场。双方在缺乏有效的沟通下都选择了“忍耐”。瑞士实习生上班开始“自娱自乐”，企业雇主越来越心怀不满，2个月之后，中国企业将这名瑞士实习生开除。
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和员工，在沟通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异。郭涵芳希望跨国实习生的到来能够帮助那些即将走向国际化的企业认识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制定更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
选拔机制
爱因斯特(中国)每年都要选拔250名左右的学生去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跨国实习交换，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出去，爱因斯特有一套独特标准。
在爱因斯特，交换实习生有三个宗旨，一是给全世界的大学生提供专业相关的实习；二是给全世界的企业寻找有成长动力的未来领导者；三是推行各种文化活动来造福当地社会的文化发展。位列第二的“寻找未来领导者”，让很多中国学生把爱因斯特交换实习生的机会模糊等同于“选拔精英学生”。
“什么是精英学生？成绩名列前茅？听话守规矩的学生？完全不是这种概念。”郭涵芳说，在爱因斯特看来，一个学生是否具备“未来领导者”的素养，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价值导入和潜心培养。有热情、有前瞻性、有能力等素养标签，都可以通过在爱因斯特的实习不断得到修正，然而一些前提要素，比如自信和沟通能力，郭涵芳在初选中国实习生时却发现“一年比一年差”。
英语能力是选拔学生的第一道关口，众多英语专业八级、GRE、托福高分学员在郭涵芳面前纷纷意外落马。郭涵芳说，这些学生尽管都做过出国准备，语法和词汇也有相当积累，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国外他们是去工作而不是留学，语法词汇的重要性远低于对当地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实际问题，“好学生”的包袱让不少学生难以通过抗压力测试关。有问题不和老外据理力争，遇到挫折就独自沉闷，这种一到文化差异环境中就会暴露的自信心缺乏，在国外是致命的弱点。
郭涵芳严格把关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对未来爱因斯特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有所保障。“如果我们把一个学生送到国外企业，对方发现他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要求，那么下次这些国家就会提出‘不要中国实习生’。”每一个学生的质量，决定了今后中国学生有没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实习机会。
几年来，严格的选拔让郭涵芳倍感疲惫。她发现学生过关的几率非常低，但问题并不出在学生身上。“是教育体系的问题，你会发现学生对这个世界不够了解，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也不够了解。当我们用跨文化的眼光来挑选时，很少有人合格。”
尽管如此，爱因斯特还是坚持严标准选拔，每个学生都建立一个评分体系，包括语言能力、考试成绩和面谈抗压力测试，一批有培养潜质的中国学生顺利走出国门，成为海外企业或者高校实验室的中国实习生。
随着爱因斯特在中国的发展，实习名额从2000年最初不到10个扩展至2006年的250个，全部用于选拔“未来领导人”显得不切实际起来。与此同时，郭涵芳也从实习结束回国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巨大的变化，“让更多的普通学生参与到跨国实习中去”是郭涵芳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
“深入到海外企业的内部去工作，去承担一定工作，承受压力，这和到海外留学或者打工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郭涵芳说，爱因斯特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由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和国外这些机构签订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中国学生跨国实习的渠道。2006年，他们与美国ARPT组织签订的一个协议就是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合作，将8名大学生送到美国万豪酒店实习。虽然从事的是比较基础的体力工作，但为更多普通学生走向海外实习提供了机会。“学生的独立性得到很好的锻炼，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懂得了自食其力，懂得了感恩和责任。”
洋学生来中国半工半游：为“国际化环境”预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洋学生愿意到中国企业来学习和工作，他们在得到众多中国朋友和工作经验的同时，也把中国视为自己未来事业发展的热土。
撰稿／记者金姬
冬日清晨，上海中远两湾城的一套公寓内。
刚被闹钟叫醒的泰国小伙Art(泰文原名Panlop Huaykan)伸着懒腰走进厨房，差点撞上啃着面包正要出门的德国青年扬·克里斯托弗·伊伯斯巴赫(Jan Christoph Ebersbach)。两人用英语打了声招呼。克里斯托弗匆匆走向公寓对面的地铁中潭路站，搭乘三号线转二号线到张江高科技园区。
这个25岁的德国人常常抱怨上下班时地铁的拥挤，克里斯托弗本来希望到哈尔滨跟自己的教授开展项目，可最终却来上海做软件编程。“如果我早点报名申请海外实习项目，也许现在还能在澳大利亚享受‘夏日圣诞’了。”
泰国人Art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火车站附近上班，这意味着他只需搭乘地铁坐一站路就到办公室了。所以他可以在公寓里度过稍稍悠闲的早晨。本来这个时候，公寓内还应出现一位希腊人和另外两个德国人的身影，但他们都趁着圣诞期间去香港旅行了，这里只剩下Art和克里斯托弗。Art吃完早餐整理房间，清扫客厅，再复习大门背后贴着的汉语拼音表。几乎所有到中国实习的外国学生，都对汉语抱有兴趣。而对于即将开始的一天工作，这个22岁的泰国人并不担心，办公室内的中国同事都是他的朋友，公司上下对他的表现也称赞有加。
当Art在清晨抽空复习中文时，24岁的西班牙人阿方索·加西亚-莫雷·佩雷兹(Alfonso Garcíａ-Moreno Péｒez)正推开杭州一套公寓的大门。他喜欢步行上班，毕竟只有20分钟的路程。途中，他还在回味圣诞派对上的多国食物。“如果厨房的炊具再齐全一些，我就可以为中国同事和外国室友做出地道的西班牙美食了。”阿方索曾赴英美两国学习，也有在乌克兰、捷克的实习经历，海外生活对他而言并不陌生。
这些外国人都是2006年通过爱因斯特(IAESTE)的介绍，到中国公司进行带薪实习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将于2007年夏天毕业。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洋学生愿意到中国企业来学习和工作，他们在收获众多中国朋友和工作经验的同时，也把中国视为自己未来事业发展的热土。
为“国际化环境”预热
Art所在的实习单位是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优公司”)。这家企业2006年首次通过爱因斯特招收了包括Art在内的4名外国实习生。公司副总经理、紧固件出口部总经理黄文弄是公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作出的引进外国实习生的决定，曾在公司内部引发不小的震动。
“2006年春节前，我听集团的一个退休人员介绍了爱因斯特的这一项目，他那时是这一机构的顾问。我感觉可以试试。我们是做紧固件出口业务的，外销部门针对不同地区分为4个部门，所以就要求爱因斯特针对这4个部门提供相应国家的实习生。”黄文弄告诉记者，“想不到一开始公司内部的反对声音很多。大家都嫌麻烦，外国实习生语言不通，交流有困难，而且他们也不能很快上手做业务。”
黄文弄和各部门主管开会，说明公司征招洋实习生是出于4点考虑。首先，很多中国学生到国外去实习，我们也应为外国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平台，这就像国内外大学的对等交流；其次，外国实习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国际化形象；第三，中国外销员和外国实习生一起工作可以提高英语水平，有利于推动公司出口业务发展；此外，任何公司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在香港上市后，更应注重这一点。
“动员大会”召开时，爱因斯特(中国)已经把招聘的相关条件发往各国了。Art是在校园网上看到这个中国的实习职位的。作为曼谷北部蒙固国王技术学院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他顺利通过了申请、笔试、英语和专业面试。“我此前没有出国的经历。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这里的风土人情很吸引我。”
Art也对记者坦言，他和大多数亚洲学生一样也曾希望去欧美发达国家实习，毕竟那里薪资高，但申请发展中国家的实习职位成功率更高一些。据Art所知，2006年通过爱因斯特(泰国)出国实习的泰国大学生有80多人，到中国的只有他和另一位泰国男生，两人的实习地点都在上海。
2006年5月30日，Art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住进了上海中远两湾城的一幢高层公寓。这里是爱因斯特的外国实习生在上海的宿舍之一，3房2卫1厨1厅全装修，其中一间女生房，两间男生房。房租由实习单位承担，Art等人只需每月缴付水电煤等相关费用。Art每月的实习工资是1500元，公司提供免费午餐。
Art是4个实习生中第二个到集优公司“报到”的，被分在主管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外销三部。在他之前到公司实习的是一个美国学生，被安排在主管美洲业务的外销二部，此后赶来的俄罗斯学生和德国学生分别在主管东欧市场的外销四部和面对西欧地区的外销一部实习。Art是4人中实习时间最长的，这主要取决于各个学生所在学校的开学时间以及其自身意愿。爱因斯特规定的实习时间一般为3个月到1年。
开始实习的头两周，Art必须到集优公司在宝山区的工厂“锻炼”。公司主要业务是标准紧固件及异形紧固件的出口，所以他必须了解螺栓、螺丝钉、螺母等部件的制作过程。“关于公司生产的标准件，Art一点即通，反应很快，例如，当我和他说起螺栓的事，他就会举一反三，考虑到螺母、螺纹等。Art是一个很不错的实习生。”外销三部经理祝军对Art评价很高。
6月中旬，Art开始到集优公司在恒丰路600号的15楼办公室上班，与泰国的客户交流。外销三部的业务员蒋磊说，Art工作很努力，他在10月份为公司赢得了一个新的泰国客户，“也许他是东方人的缘故，十分谦逊。相比之下，其他3个实习生具有西方人的特立独行。”在蒋磊看来，Art无论在实习表现还是待人接物方面，都很符合公司的口味。
为了让外国实习生更好地融入公司这个大家庭，黄文弄要求4个实习生空闲时向同事学中文，并每月组织体育或旅游活动。Art就曾代表紧固件出口部参加公司的羽毛球比赛。他每个月还要向自己的“顶头上司”祝军递交实习小结。“我曾问过他是否想要留下来。”祝军说，公司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外籍员工。Art说自己还没有打定主意，当务之急是先回国完成学业。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他会去拜访那个在中国实习期间赢来的泰国客户。
如今，回美国的实习生又回到中国，为的不是工作，而是来学习中文；俄罗斯实习生已经回国，他一手创建的集优公司俄语网站也即将正式问世；德国实习生去香港旅游了，希望在回德国之前更好地了解中国市场；Art珍惜最后的实习时光，每天认真地工作着。
至于集优公司今后是否还会继续招收外国实习生，黄文弄给出保守的回答：“我想继续，但又有顾虑，要和各部门主管开会讨论后再决定。”这位老总说，他最担心的是这些外国人的安全问题，比如万一遇上交通事故或者财物被窃等。看来，国营企业的国际化“预热”还需要一个过程。
“不把他们当外国人”
克里斯托弗是德国不来梅大学计算机专业学生。和许多西方学生一样，他向往到远离欧洲的地方实习。“我的首选是澳大利亚，但由于申请太晚，所以就决定到中国实习3个月。”由于克里斯托弗本来申请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实习，但是没有被接受的信息，因为爱因斯特德国的工作人员失误，没有及时传递给他，克里斯托弗2006年11月初飞到北京后才得知自己无法在哈尔滨实习了，爱因斯特(中国)为德国爱因斯特提供帮助，把他安排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龙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方公司”)当软件工程师，待遇与Art相同，也是每月1500元人民币。
龙方公司是一家由留美回国专业人士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从事信息安全管理软件的自主研发及技术咨询和服务。总经理李嫚高中时就去了美国，在那里生活了15年。回国后通过欧美同学会，和爱因斯特(中国)的董事长认识，毕竟大家都有海外留学生活的背景。2006年夏天，李嫚第一次听说爱因斯特为国内企业招收外国实习生的项目，觉得很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因为克里斯托弗的到来，也对外国学生的能力有个更感性的了解。
“公司技术开发队伍的成员都是中国顶尖大学毕业或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实习生和其他员工一样也必须具备计算机和英语能力，因为公司所有的IT产品都是中英文两版。”李嫚说，她并不在乎实习生是否来自国外，只要符合公司的要求就行。但中国这样的人才并不多，因此她很愿意接收外国实习生。“只要公司发展允许，再招10个也不是问题。”
龙方公司2006年招了2名外国实习生，都在开发部工作，两人的表现都令人满意。先来的是一个希腊女孩，实习了两三个月，已经回国了。一些员工希望公司能正式录用她。“我们这次接受了爱因斯特(中国)借调的2名外籍学生，今后还是有可能聘请外国人的。”但李嫚表示这些实习生都还没毕业，所以一切要等他们回国完成学业后再说。
和国营企业的想法不同，李嫚希望淡化实习生的“洋味”：“我一直和员工说，不要当他们是外国人，对他们要一视同仁。他们来这里不是玩的，而是工作和体验生活，所以应该让他们了解中国真实的工作环境。”李嫚希望外国实习生能更好地融入公司。
鉴于李嫚的这种想法，克里斯托弗的辛苦也情有可原了。作为龙方公司目前唯一的外国实习生，他正在忙碌于一个项目。他开玩笑说，自己做的事和其他正式员工差不多，但收入不到其他人的1／3。那一天是圣诞夜前一天，大多德国实习生都去香港旅游了，而他由于签证范围仅限中国大陆而不得不留在这里。和德国家人通电话，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网娱乐，是他空余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原先，中远两湾城的公寓里每周五都会搞派对，现在由于“人烟稀少”只能作罢。
克里斯托弗不像住在隔壁房间的Art那样适应中国：“我不太习惯这里的食物，欧洲的中国菜不是这样的。所以不得不经常吃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他对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也不太能理解：“上次我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每个人都必须送红包，最低200元。他们看我是外国实习生，破例让我送100元就可以了。这笔钱我特别记在本子上，我觉得这笔开销真的很奇怪。”克里斯托弗说，他觉得中国新郎新娘很可怜，在婚礼上要不停地敬酒和喝酒，在德国就不会这样。
2007年1月，克里斯托弗将结束自己在中国的实习生涯。“我可能在回国前再好好游览一下这个国家。此前的旅游都是利用双休日，根本走不远。实习完了就能好好玩一下了。”他说，自己的实习薪资不足以支付旅游费用，“但我可能今后不会再来中国了，所以要抓紧机会”。
爱因斯特的大客户
阿方索也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这个马德里工艺技术大学通信专业的大学生，如今就在杭州这座旅游城市实习。他曾是爱因斯特(西班牙)的志愿者，2006年2月看到有到中国的带薪实习机会，就马上申请了。“我希望能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多看看，也想学中文，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阿方索去的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办事处。这家公司目前也是爱因斯特(中国)最大的客户之一。公司2005年至今，每年都向爱因斯特(中国)要十几个外国实习生。按照爱因斯特(中国)的规定，这家公司每年缴纳的费用是1.5万元(8个实习生以上1.5万元，不满8人是8000元)。2005年的爱因斯特(中国)夏令营，公司也慷慨赞助了2万元活动经费。
2006年这家公司找了16个外国实习生，分配在公司内部的8个部门。他们主要来自通信、计算机等相关专业。西班牙小伙阿方索是2006年招的16个实习生之一，他2006年9月到了中国，将在2007年2月回国。如今，他和另一个实习生正在做有关中国移 动的项目，月薪是2000元，算是在华外国实习生中的“高收入者”了。当然，这样的收入并不能满足他的旅游需求。从2006年9月至今，他去了上海、南京、普陀山、黄山、桂林等地旅游，和各国朋友聚餐、泡吧是他在华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未来，阿方索没有考虑太多。
由此看来，大多数外国大学生在华的实习更像是“半工半游”的一份异域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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