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大学生活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每个时代的大学生，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毕业故事。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理想主义色彩鲜明，他们的课外读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文歌》、《红岩》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读物。他们在重实践轻理论的教学思路指导下，在工厂和田间劳动的时间多于在课堂中学习。他们的想法极具理想色彩，这样的理想，使他们的青春充满了火热奔放的激情，这种激情像火山一般难以控制，稍有不慎，便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和无奈。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对此应该有一定的认同。

　　七十年代是一个大转型大变革时代。沉重的现实，使大部份原本有着理想主义想法的年轻人感到无奈。在大量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本能地选择了稍稍现实和功利一些的处世方法。他们是残存了一点点理想主义想法的现实主义者。现实是他们考虑和思考问题的主要考量条件，而理想，只在夜深人静时自我挣扎时才起些小小作用。这一阶段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读的课外书大多与专业有关，他们的职业和爱情选择，都以最实用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为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因为他们现实的追求与他们自幼受的理想教育的激烈冲突，而使他们内心充满矛盾，反思得也极为认真。

　　八十年中后期的大学生基本上与前两代大学生完全相反。他们出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对上两代人感同身受的震荡与痛苦了解不深。其时，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状态正一天好过一天，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与毕业后的发展前景也一片光明。他们开始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到“没什么用但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上去。无论从阅读兴趣还是当时流行于大学校园的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大至如此。

　　在这里，我选择了三个分别毕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他们的毕业故事，则更像是一个活的标本，为我们穿越时代，感受不同时代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
　　
　　1、60年代大学生毕业故事：一段朦胧的单相思很滑稽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讲述人：钟明阳，男，1964年毕业于成都某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现已退休。

　　1964年的夏天阳光明媚，虽然离“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不远，但校园里的生活还是基本正常。当时的大学教育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锻炼，毕业前的一年中我们基本是呆在工厂里实习，和工人师傅们一样上班下班，业余时间，同学们则用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讨论着自己今后的分配去向。大家关心得更多的不是自己今后的发展前途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像后来某些年轻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假积极，挣表现。你不得不承认，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身上那种可以燃烧一切的激情，那种情感，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政治教育有关，也与当时我们热爱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革命读物的影响分不开。

　　因为大家都在积极争取到最艰苦的边疆去，有的同学还像当时电影中那样用鲜血写了决心书。我的一位姓杜的女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她发誓要到最艰苦的新疆去，她在班会上慷慨陈词的情景让我联想起《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我后来选择到新疆去工作的最深层次原因与她有关。

　　那时候的大学生在学校里是严禁谈恋爱的。学校校规里明文写着“在校学生谈恋爱者退学”。这件事在许多同龄人当中都是禁忌话题，即使几个男同学私下聚在一起，也从不谈。

　　不谈并不代表不想。比如我对杜同学，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每当我看到她或听到她的声音，都会莫名其妙地脸红心跳。这可能是青春期的年轻男女们都有的自然反应。但在当时，我却感到恐惧，好像心中怀着一个天大的秘密，随时会被人戳破一样。

　　因为害怕被人看穿，我故意不去想。有时甚至故做漠然地与她保持距离，偶尔还会和她唱唱反调，抬抬杠。但越是这样，我越是难受。我发现：有些事情，你越是想忽略它，它越骚扰你。忽略这个举动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

　　毕业日期一天天临近，我的心情极其复杂。我既为即将到来的火热生活而激动，又为即将与朝夕相处几年的同学话别而有些依依不舍。而最让我心里难受的，是我对杜同学那种说不清道不明挥不去又拉不近的模糊感情。

　　填写分配志愿表时，我默默站在人群中，偷偷看杜同学的分配去向。她填的是新疆克拉玛依，那里好像正在开发油田，急需人才。我默默把那个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的名字记下来，到厕所里偷偷填到表格上。

　　我们俩成为班上仅有的两个到克拉玛依去的人。宣布时，我们相视笑了笑，一种心照不宣的共享秘密感涌上心头。

　　因为有了这共同的去处，我们开始找到了相同的话题，有时还会在一起讨论行程和准备的情况。克拉玛依那个遥远的地方，成了我们口中最频繁的词语。我感觉她对那个地方比我熟悉得多，看来是做好一切思想准备的，对此，我非常佩服。

　　毕业典礼之后，我和杜同学作为赴边疆支援国家建设的典型被送去参加各高校巡回讲演。杜同学口才好，每到一处都能掀起一次赴边疆的报名热浪，而我，则远远地站在台上，像欣赏一幅画一样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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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看，杜同学都不算是美女。她的五官并不漂亮，身材和衣着也并没有特别之处。而我所喜欢的，是她健康朴实的外形和说话时眉宇间透出的那股英武之气。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通行的审美标准吧！

　　后来，我们辗转来到克拉玛依，并在那里扎根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去克拉玛依的路上，我一直自以为是地以特别的身份与杜同学保持着友好的交流。我们在车上唱着笑着憧憬着未来，这段路程，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旅程。

　　我知道你一定最关心后来我们的进展怎么样？其实，像很多美丽的梦都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狂想上那样，我和杜同学最终没走到一起。她到克拉玛依的目的，是来和她相爱的人结婚，那个男的比我们高两个年级，他们是当时学校里少有的那种“地下工作”式秘密恋爱的人。

　　因为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我也稀里糊涂地来到边疆，并丢开了自己的专业。但我不遗憾，也不后悔，因为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我的妻子，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女人。到现在，我和老伴开玩笑时她都还会拿出这段往事来洗刷我。

　　不管怎么样，我的人生，是被那一场朦胧而滑稽的单相思改变了方向。事过多年，我偶尔还会问自己：假如当初的大学没有那么严格的禁止谈恋爱的校规，大学里谁跟谁谈恋爱都不是什么秘密，我还会选择到新疆去吗？那，我的生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实在回答不了。

　　但那段被青春血液所激荡起来的激动，却如刚刚发生时那样清晰地映照在我的眼前……
　　
　　70年代大学生毕业故事：在爱情的天平上，最重的砝码是分配去向。

　　讲述人：陈建欣，女，1980年毕业于重庆某师范大学，现为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虽然我是1980年毕业的，但我应该算是70年代的大学生。此前的1970年至1977年，长达7年取消了高考，致使很多人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当时大学也招生，只是全由单位推荐入学，基本上是在职轮训的性质，学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和部队，学成之后也基本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多年没举行高考，很多学生堆在了一起，参考的场面极其壮观。考场里，考生年纪相差极为悬殊。有在边疆当知青多年，满面风霜遗痕的中年人；有刚高中毕业，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在这一届，师生同考的，兄妹同考的，不乏其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冲向独木桥——桥那边意味着城市户口；意味着毕业之后每月54元的高工资；意味着从此不再回到那鬼都不生蛋的乡下去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参加高考的动机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在四川彭县（今彭州）乡下当知青，我做梦都想离开那个呆了近6年的地方。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近乎于疯狂的复习终于取得了好的结果，像一个奇迹般地进入到师范大学去学习。我们一个大班有九十多人，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十岁。

　　三年大学生活过得很快，我们像是刚从灾区出来的饥民，疯狂地扑向能找到的书籍，拼命地把上面的知识填进自己的脑袋，惟恐某一天政策有变，我们又回到乡下去了，读书成了一枕黄梁梦。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和同学们都拼命读书拼命学习，根本没精力和时间想别的事。当然，也有同学忙里偷闲会想想感情方面的事，二十多岁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太过火，也就不会有太多人注意。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为上了大学想抛弃老家的女朋友，那女孩来学校闹，差点被开除了。

　　我毕业那年已经26岁，算是大龄女青年了。父母早已担心得跟家里放了个手榴弹似的，随时都在想着把我嫁出去。对这事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我虽然大龄了，但样子自认为还是可以，而且马上就会有大学文凭和收入不错的工作到手，我一点都不担心。况且，同班同学中，明里暗里向我献殷勤的男生还不少。在这些人中，以老孟和小陈最为明显。

　　老孟是重庆本地人，是从部队考进大学的，他在班上年龄最大，常常以老大哥自居。老大哥质朴老实，憨厚有余而灵性不足，对谁好就只知道悄悄送人吃的，班上的女生们常常开玩笑说：谁要是被老孟看上了，不被他喂成个大胖子才怪呢。

　　很不幸，在大学的三年时间中，我就成了这个人。老孟总能找来许多好吃的，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送给我。

　　小陈来自云南的一个农场，他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弹得一手好吉他，每有聚会，都能轻易成中心人物。他身上具有那个时代青年女性最喜爱的元素，像当时电影里专演英雄人物的艺术家王心刚。班上有很多女孩都在暗暗喜欢他。但他却时常没事找事地来找我，借书还书，或找点别的一看就破的理由。

　　我不是傻子，我明白老孟与小陈对我的爱慕。平心而论，我内心是喜欢小陈的，因为小陈是许多女孩都喜欢的那种俊朗而干净的才子。他身上有一种让人想就脸红耳热的东西。而老孟则恰好相反，他身上的朴实与善良，虽然是当时比较被认同的品质。但同时，他的不修边幅和木讷，却又是许多女孩发自内心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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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陈与老孟之间，我不止一次地权衡过。我想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前，至少要给自己和父母一个交代。我思来想去，心里的天平还是偏向小陈一方。随着这种偏向的进一步加大，我与小陈的交往越来越多起来。而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对小陈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在决定与小陈进一步交往之前，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父母没问别的，只问了对方的分配去向之后，连连摇头说：这不成！你难道还想到农场去呆几年？

　　这句话对我的爱情和命运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陈的所有优点，都被他可能会分配到偏远地区去的分配去向彻底击碎。你可以笑我现实甚至世故，但我觉得绝对是情有可原的，与爱情相比，生存的艰辛是我们这代大学生看得更重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大明星在当知青的时候曾无限感慨地发愿：谁要是帮我背完这堆柴，然后为我煮顿饭，我就嫁给他。

　　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明白那种无奈与痛苦。

　　后来，我接受了老孟的爱情，分配到了重庆。小陈果如所料，回到了云南，在送他上车时，他依依不舍的眼神和车开时背过身去擦眼泪的影像像一颗钉子，深深插入我的脑海。

　　这是1980年夏天发生的故事。这也是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发生的故事。我以爱情以外的原因，选择了婚姻。二十多年来，老孟对我一直很好。但对他，我却一直没有特别爱的感觉，表面看，好像是多年老夫妻，爱情变亲情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一切，与26年前大学毕业时那个选择有关，这是骗不了自己的。
　　
　　
　　80年代大学毕业生故事：把初吻留在毕业之前……
　　
　　讲述人：庄云，男，1988年毕业于华中某师范学校中文系，现为新闻工作者。
　　
　　1988年大学毕业前夕是我最郁闷的时期，与我谈了一年半恋爱的女友提出和我分手，分手的理由让我很伤心，我们俩来自不同省份，按照统分原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当年最熟悉的“两地分居”夫妻中的一例。那种感觉，想起都很恐怖。

　　我的女友跟我是同学，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而且，我们很理性地知道，毕业那天也许就是我们分手的日子。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谈了起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班上其他同学都在谈，大家都没有过多地想未来，都是听凭自己最原始的愿望，找一个伴来共同打发几年漫长而寂寞的大学时光。有的男生的恋爱动机更不纯，目的不过是瞅准能让女生帮自己洗洗衣服，或让他一起共享吃不完的饭菜票。

　　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最大的特点是：能上大学的人很少，国家统一包分配。如果不太挑剔的话，毕业后找个工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进了大学基本算是进了保险箱。因此，大家对学习都不是太在意，因为学习与未来的前途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学习任务不紧张，大把的时间拿来读金庸和琼瑶的书。课余时间更是组织扫舞盲、学吉他等等活动，特别是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上映，更是风靡了校园。在操场上，随处都能看到大汗淋淋的年轻人在那里练习木偶走路、刷玻璃、拔河等动作。往往苦练几个小时，就为在舞会上风光几分钟。

　　我也跳霹雳舞，留了一头当时看来最新潮叛逆的长头发，穿一件黑色马甲，戴一双霹雳舞手套，在超强的音乐节奏中恣意摇摆，自我感觉好得一塌糊涂。

　　我的女友小莉是个琼瑶迷，琼瑶的书，她几乎没有落下一本地全看了。对那里面好温馨好浪漫的爱情充满了憧憬和幻想。经常身不由己地进入到剧情当中去，时不时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或对着夕阳和月亮发呆自语。如果不知道她的阅读兴趣，还真有点吓人呢。

　　我和她的恋爱，基本上就是一个文青与摇滚青年的恋爱，光是看我们的穿着就极不协调。我总喜欢穿得吊儿郎当，而她总是披着长发穿着一套合体的淑女装。同学们开玩笑说：你们俩走在大街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混混正在街头求爱呢。

　　但问题就在于，喜欢读琼瑶的淑女们还真是喜欢我这种样子有点痞的男人。因为这样的男人既懂得浪漫温情，同时也懂得哄女孩子开心。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外表丑陋、心灵纯洁。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披着狼皮的羊”。

　　别人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和女朋友谈了一年多恋爱，除了跳舞时拉过她的手之外，我们基本便再没有别的亲热举动。在我和她看来，谈恋爱不过就是一起到食堂吃饭或看电影，偶尔半夜到操场的草坪上去弹吉他唱歌。

　　即便如此，我也觉得非常快乐。并不是我们不懂男女之间的事，而是担心陷得太深，毕业分配时会更痛苦。很多次我都想吻她，但一想到毕业时我们很可能会分手，就压制住自己不去想了。

　　但我们最终还是面临分手。因为我们分不到一起已由“可能”变成了“肯定”。如果坚持，势必会像很多人那样为调动工作而耗尽半生精力。分手那一点点的痛苦，比起这来说简单太不值一提了。于是，我们约定，好好相处到毕业，从此分手。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我就这样痛并快乐地熬着，有点像预知了死期的待宰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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