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大学校长在会场上提出的问题显示,中国大学校长迫切呼唤改革。

　　杨祖佑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校长,任职已有12年,自1998年以来的8年间,这所学校共获得了5项诺贝尔奖,该校也是近10年来美国高校中地位提升最快的大学之一,在美国高校综合评比中排名第44位。杨祖佑校长说,他任校长之初,有教授提议他办法学院,但评估显示花20年的功夫也只能达到美国前100名,而这时有人提议办环境学院,并预计5、6年后可以达到前3名。杨祖佑校长说:“最终我们没有办法学院,也没有办商学院,就办了环境学院。”但是,在他眼里极为轻松的事,对于中国校长却颇为头疼,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会后交流中向杨祖佑提出的问题就是:“你们发展新领域的决策作出后,那些之前推动建立法学院的人能听你的话吗?”

　　朱清时校长困惑的,是人的问题。

　　本届论坛上,校企合作是一个被外方校长经常谈到的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介绍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提供的技术和团队合作,使美国硅谷的公司受益良多。他说,在斯坦福大学,一名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如果教授在外面的企业或公司任职,校方的规定是他们不得担任执行经理,且每周只能在公司工作一天。对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胡海岩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教授呆在学校办公室时想的是公司的事?”

　　胡海岩校长困惑的,又是人的问题。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校长迪埃特·伦森介绍的弱化行政权力、加大学术权利的主题,引起了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认同,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操作,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钱旭红向迪埃特校长提出的问题是:“你们是如何减少行政层次和一些委员会的?”

　　钱旭红校长关心的,还是人的问题。

　　朱清时校长对记者说:“我们受到体制上的限制。圣塔巴巴拉分校的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杨祖佑校长一一请到他们学校的,当时,这些教授还没有获得什么奖,但杨校长有眼光看到了他们的卓越之处,更重要的是,给这些教授什么样的工资和待遇,创造什么样的科研环境,甚至寻找什么样的人组成支撑这位教授的团队,他都能说了算。但在中国,你觉得应该给某位教授很高的工资,但你首先面临的是要‘摆平’其他很多人,体制不允许校长说了算。”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已进行了5天,记者的观感是,外方大学校长的确给中国校长们带来了新视野、新思路、新理念，并对他们有所启发和推动，但是，再好再新的思路与理念，如果没有一块适于它落实的土壤，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对于如何解决好“土壤”的问题，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在大学的组织机构、大学的法人制度，大学校园的融和问题、考试制度、评价评估体系等方面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迈出改革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