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结束将在全球范围降低进口保护水平。对于中国而言，为避免由于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sion），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在后乌拉圭回合的世界环境中实行单边贸易保护减让是非常明智和及时的。在1995年11月的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承诺在1996年将进口关税削减30％以上。根据公布的税则，这一最新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包括对4944项税号商品的大幅度关税削减，它使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3.2％。然而，对于中国试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来说，这一关税率仍旧太高。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在经过8个回合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之后，已从1948年的40％降到1995年的4.7％。而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则维持在13％左右。当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协议全部实施之后，WTO各成员国的关税率将进一步下降。中国与WTO成员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而且中国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再进行一轮关税削减以使平均关税率降至12％。 

    实现上述关税减让意味着关税收入的减少和政府财政结构的改变。关税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近年来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3-15％。任何重大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都可能会导致在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持政府财政收入二者间的冲突。除了相应的结构调整问题外，它还迫使政府寻找一个替代由于削减关税所减少的收入的方法。考虑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黄勇，1996），这一收入的再分配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  

    本文定量考察了在不同的税收替代政策下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福利效果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本的分析工具是一个由52个部门，6类代表性居民构成的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我们试图回答下述政策问题：第一，近年来已经实施和正在计划进行的关税减让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和福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在可选择的政府税收替代政策下，不同的关税削减方案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第三，就其对效率和平等的影响而言，政府的税收替代政策在贸易自由化改革过程中是否起重要作用？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第二节概述了中国CGE模型的结构和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假设；第三节描述了基期年数据的主要特征，重点在居民收入的来源，消费的结构和分配的差距方面；第四节说明了本文所进行的模拟实验；第五节讨论了在四种政府税收替代政策下进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效率和平等效应；第六节总结本文的主要政策意义。  


    二、中国CGE模型的结构  


    2．1模型维数 我们所构造的中国经济的CGE模型，包括52个生产部门和6组代表性居民家庭（即分别为城镇和农村的低、中、高收入家庭）。假设每一个生产部门都有类似的结构。模型中有三个初级生产要素：农业土地，资本和劳动，并假设它们在部门间是完全流动的。  

    2．2生产 模型假设每个生产部门都由一个竞争性企业代表，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过程是用多层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描述的。在第一层次，根据CES生产函数，总产出由初级要素与能源投入的组合（增加值-能源束），以及其它中间投入共同决定。假定所有部门的技术都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这意味着不变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在第二层次，其它中间投入用里昂惕夫结构描述，即它们之间不存在可替代性。在同一层次上，增加值-能源束被分解为劳动与能源-资本束，而后者又进一步分解成能源与资本-土地束。在每一个嵌套层次上，所有合成束都是用CES函数来描述其替代关系的。可替代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在基期年生产过程中各自的份额和假设不变的替代弹性。模型假设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根据收入最大化原则按常弹性转换（CET）函数在出口与国内市场间分配。  

    2．3需求 模型假定来自不同地区的产品（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即遵循Armington假设（Armington，1969）。6组居民的效用分别用Stone-Geary效用函数描述。居民在满足其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由此导出的居民需求函数为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在这个需求系统中，居民储蓄被视为一种未来的消费品，其相应的必需（最低）消费额为零（Howe，1975）。模型用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储蓄的价格。其它最终需求，如政府经常项目的支出，公共和私人投资需求等用Cobb-Douglas效用函数描述，即它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按总支出的固定份额确定。模型假设库存增加全部是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企业的中间投入、居民消费、政府购买和投资需求则形成了对部门Arm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该Armington合成商品由国内产出中除库存增加之外的部分和进口产品构成。模型采用CES函数来集结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Armington商品中进口品和国内产品的比例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决定。  

    2．4收入分配和政府的政策工具 生产所获得的收入被分配到模型中的4个主要机构：企业、居民、政府和金融机构（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  

    企业收入等于总营业盈余（各部门资本报酬之和）中的一部分加上土地租金收入，减去政府的企业税。基本的税率是作为参数外生给出的。但它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调整因子变为内生以达到一定的政府财政目标。企业税后收入中有一部分分配给居民，其余部分等于企业留成，即企业储蓄。 居民的总收入，等于总劳动收入，部分资本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补贴，以及净国外汇款之和。资本、企业收入都按照固定的份额分配给居民。居民所得税率是模型的参数，但当政府储蓄／赤字外生时，与其相关联的调整因子可以内生。这时，居民所得税率上下调整以达到政府预算平衡。否则，居民所得税率外生，调整因子等于其初始值1。模型中也有关于政府转移支付的调整因子，它与关于其它各种税的调整因子一样，可作为达到一定目标的政府政策工具。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的税后收入。  

    模型中，政府的收入包括企业直接税、居民所得税、进口关税和各种间接税。补贴被处理为政府的负收入。  

    2．5均衡 均衡是商品和要素价格及数量的集合，它们使得模型满足以下约束：（1）所有商品和要素的需求等于供给；（2）每一部门的利润都为零；（3）总投资等于总储蓄。  

    2．6宏观封口 CGE模型中的宏观封口有两层含义：宏观帐户的恒等关系和有关宏观调整行为的假设。其包括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即储蓄-投资、政府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  

    在基期均衡中，这三个宏观的恒等关系都成立。CGE模型宏观封口的行为假设是指一种假定的平衡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当外生冲击破坏了基期的宏观恒等关系时，各个宏观帐户的恒等关系能够恢复。这样，宏观行为假设被引入到CGE模型中，我们可以籍此观察所假设的宏观行为的部门影响（Devarajn, Lewis and Robinson, 1990）。但由于这种宏观行为不是由模型中理性的行为主体产生的，对宏观调整机制的不同假设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模型中，政府行为的宏观封口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假设政府储蓄／赤字不变（固定在基期水平），而选择某一种税或是政府转移支付内生以达到政府的财政目标。另一种则是假定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不变，而政府的实际储蓄／赤字内生。由于模型中投资是由储蓄驱动的，后一宏观封口对于投资水平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模型中各种投资支出的总和必须等于总储蓄。它们是企业留利，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国外资本流入，以及净库存改变的和。  

    最后一项宏观恒等关系是国际收支平衡。模型采用了小国假设，即进口品的边界价格不受国内进口量的影响。以世界（边界）价格计算的进口总值等于以边界价格（即包括出口税和补贴）计算的出口总值，国外净转移，以及净国外资本流入的和。模型中的汇率将世界价格（如以美元计算的价格）转换为国内价格。汇率和总的国外资本流入这两个变量有一个外生固定，另一个内生调整。即有两种宏观封口可供选择。可调整的汇率意味着国内价格指数的改变足以保证经常性帐户的顺差（或逆差）以世界价格计算保持不变。 由于本项研究的目的是综合估计在不同的政府税收替代政策下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效率和平等效应。我们在所有的模拟中都保持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不变。这是通过固定国际收支平衡、实际政府收入和支出，以及实际投资总额不变来实现的。因此，这种宏观封口把宏观刚性引入到模型中，由削减关税所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就只能以提高政府税收来弥补。  

    根据宏观经济核算的恒等关系，上述宏观封口意味着国内储蓄与实际税收的总和是不变的。它们等于固定的实际投资加实际政府支出。因此，模型中实际GDP的任何变化都仅仅改变实际消费水平，这使得从不同模拟结果中观察到的效率变化易于比较。  

    2．7比较静态和平稳动态（Steady State Dynamics） 贸易自由化通常可以带来两类收益：（1）从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而获得的收益，这导致了GDP和社会福利的一次永久性增加；（2）从“中期增长红利”上获得的收益，它是一种由初始的效率增加所导致的累积性收益。因为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静态效率收益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和较低的资本品价格。由此逐次产生更多的产出及进一步的储蓄与投资。如Franscois等人（1995）所指出的，这种中期的积累效应与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导致的长期永久性增长不同，它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到零。  

    为了定量分析这两种收益，模型采用了两种资本市场封口。在静态分析中，总的生产资本存量是不变的，平均的资本报酬率内生变动以使资本总需求等于固定的总供给。这种分析是理论工作中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实证模拟。在平稳动态分析中，资本的报酬率保持不变，而资本存量由模型内生决定（Harrision, Rutherford and Tarr, 1995）。这一封口假设中国的总资本存量在基期处于均衡的稳态水平上，由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将导致资本报酬的增加。从动态角度看，这将导致更高的投资率和更多的资本存量，直到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到其初始水平上。虽然这种模拟不能提供实行贸易自由化之后资本价格返回其平稳均衡状态的调整路径方面的信息，但却能在几乎不增加模型开发成本的前提下，使我们获得有关由贸易自由化可能导致的投资增长和动态效率收益的大小和上限的认识。  

    三、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和中国政府的收入结构  


    本文应用的中国CGE模型是以一个详细的中国经济的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为基础实现的。这一SAM的编制以最新的投入产出表（1992年）为基础，包括了52个生产部门和6类居民家庭。它为组织相关的各种中国经济的流量统计指标，满足CGE建模所需的基期数据集的要求（Whally，1985）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附录A列出了加总的中国1992年SAM。

    表1概括了中国经济在基期年的部门结构特征。我们进一步将SAM中的52个产业部门集结为14个。从（1）-（4）列可见，在各部门的产出、就业和贸易份额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如农业部门拥有全部就业人员的60％，但仅生产13％的产出，其进出口额不到总进出口额的5％。而纺织业虽然只占从业人员的3％和产出的8％，其出口却占总出口的30％以上。其它有着较高进口依存度的部门是中间投入品（化工和金属）和资本品（电子、机械）部门。而除纺织业外，电子和文教产品部门也是较具出口导向的部门，其产品近1／4依赖于国际市场。 

    SAM基期年数据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中国的名义关税率和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由于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广泛的关税减免以及走私活动，中国的关税征收水平低于其名义水平（World Bank，1994）。然而，表1的最后两列数据进一步显示出各部门之间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异有显著的不同，二者之比最高的如纺织业为16倍，最低的如能源工业约为2.5倍。通常，最出口导向的部门有最高的名义税率／实际税率比，因为大部分的关税减免是针对中间投入品的进口的。 

    表2提供了基期年SAM中有关居民收入的来源、支出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的信息。它是对现今中国社会逐步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概括描述。从表2可以看到，不到中国人口总数30％的城镇居民，却获得了总居民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村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仍远低于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水平。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达到2.8∶1。此外，劳动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的价格补贴和其它转移支付政策显然有利于城镇居民，这也是造成城乡间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支出结构方面，高收入家庭有较高的储蓄倾向，而低收入家庭仅仅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储蓄。1992年，中国居民的所得税负担非常轻。 



    表3给出了基期年SAM中的政府收入结构。可以看出，直接和间接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在1992年SAM中关税收入仅占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总收入的5％，因此，可以预料，贸易自由化的模拟实验不会在收入分配和政府预算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从模型结果中我们仍可获得相关的经济变化方向和相对变化幅度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无疑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进行外贸改革时选择适当的国内税替代政策。 



    四、模拟方案的设计 



    本文考虑了三个关税削减的方案，每个方案假设了四种不同的政府税收替代政策。 

    方案一：将关税由1994年的水平削减到最近实施的新关税税则水平上。中国新关税数据根据按海关协调商品目录代码分类的关税税率加总，并以1994年贸易数据加权计算出的； 

    方案二：进一步将各部门的关税削减50％； 

    方案三：对所有部门进口实行统一的税率，并使总关税收入水平与方案二持平。 

    上述模拟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评价在四种政府税收替代政策下，不同的关税削减计划在效率和平等方面的影响。所有的模拟都假设政府实际收入不变，而税率内生调整。任何关税收入的减少都需通过某种国内税率的改变获得补偿，这使得贸易政策的变化与政府的总收入无关。对于每一个被分析的关税削减方案，我们假设关税收入的损失可由下列四种税中的一种来替代：即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企业税，统一的销售税（消费税），以及政府对居民的总额转移支付（在我们的模型中，它指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的削减）。这样，上面三种关税削减方案都重复四次以模拟四种不同的政府税收替代政策，因而总共有12次模拟实验。 



    五、主要的模拟结果 



    表4给出了在三种关税削减方案下主要的效率和不平等指标。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适当的政府政策之下，贸易自由化可以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收入平等。在所有的四种税收替代选择下，与总实际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 

    从提高效率和减少不平等两方面综合来考察，政府对居民的总额转移支付政策产生了最好的结果。在此政策下，所有的关税削减方案都能导致实际总消费增加得最多，基尼系数下降较大的结果。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没有扭曲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好像贸易自由化中的赢家补偿了输家。这一政策既能保持贸易自由化的效率收益，同时又能减少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似乎较为理想，可是，由于中国城镇居民有着相对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中国政府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减少政府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在政治上却可能是不可行的。 与经济学文献相一致，我们的模拟也说明从效率的角度来考查，在贸易改革中消费税是替代政府收入的次优（second best）选择（Dahl, et. al 1987），因为它没有扭曲对生产活动的激励。 

    然而，在效率和平等间存在着矛盾。除了政府对居民的总额支付转移之外，在消费税替代假设下实际总消费提高得最多。然而，基尼系数在这种假设下却下降得最小。 

    表4所列出的模拟结果还表明，在存在其它税收扭曲的情况下，将现有的关税结构改为统一税率，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而同时并不能缩小分配的不平等。比较方案二和方案三的模拟结果可以发现，实行单一关税率下的效率和平等指标都没有在现有关税结构下削减50％的方案好。 

    表4给出了在四种税收替代假设下，不同类型的居民家庭由于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均等差异（Equivalent Variation）。这一对贸易改革所获得的福利收益在不同类型家庭间的分布的估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分配影响。虽然在所有的模拟中居民的总福利水平都得以提高，但在不同的政府税收替代政策下，其在各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间的分配却存在明显差异。在企业税和消费税替代假设下，各类居民都从关税削减中获益。而通过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仅仅农村居民福利提高，而所有的城镇居民都遭受损失，其中最富裕者损失最多。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6年的关税削减方案中，城镇高收入家庭的福利损失约占其可支配收入的0.61，在将来进一步的关税削减中，则提高到约1.1％。明显地，如果政府依靠减少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来弥补其由贸易自由化导致的关税收入损失，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将会缩小。然而，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城镇居民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可行的。最后，若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仅仅城镇高收入家庭会有福利损失，其数额在1996关税削减方案下约为基期年可支配收入的1％，在未来的关税削减中约为1.8％。考虑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中国居民现今很小的税收负担，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最富的2％居民应付更多的税）可能是较合理的选择。 

    尽管这些模拟结果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在三种关税削减方案中，实行企业税替代政策居民总体上获益最多。由于企业税主要是资本税，而属于居民的私人资本在中国的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对国有资本征税不会直接对中国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产生强烈的影响。其次，无论城乡居民，低收入家庭比高收入家庭获益更多，而仅在政府总额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农村高收入家庭才相对获益较多。最终，在所有四种税收替代政策下，农村居民的福利提高较城镇居民多，这也是导致基尼系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完全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即要素报酬的变化情况。 

    表6是在四种不同的税收替代假设下，所模拟的三个关税削减方案对要素价格的影响。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税收替代政策对于平均工资的增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是由于除资本税外其它的税收替代政策都不扭曲对生产活动的激励。然而，土地的价格在四种税收政策下则相当不同。实行企业税替代的政策会使地租增加最多，这是由于较高的资本使用成本导致土地对资本的替代，因此增加了对土地的需求并提高土地的价格。 


    六、主要政策意义 

    在适当的政策条件下，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并促进分配平等。但是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效率收益的大小与政府选择什么样的税收手段以弥补其关税收入的损失有关。政府的总额转移支付在提高经济效率和减少不平等方面有最好的效果，但它在政治上却可能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一政策会使所有的城镇居民承受福利损失，而在中国城镇居民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从效率的角度考虑。统一的消费税是替代政府关税收入损失的次优的选择，因为它不扭曲对生产活动的激励，但统一的消费税在减少分配不平等方面起的作用最小。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提高收入最高的2％居民的税负）以替代实行贸易自由化造成的关税损失似乎是最为合适的政策选择。它使基尼系数降低，同时也保持了由贸易改革所带来的大部分效率收益。显然，对平等与效率的综合考虑能够减少贸易自由化的社会成本。